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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构经济模型的时候，假如旧的稳态被打破了，而新的稳态甚至无法描述，那么可以想象，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就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稳态的社会高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折现率很高。也就是说，未来的钱，贴现到今天，其实不值钱。我们知道，高折现率的行为和低折现率的行为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存量的经济决策。存量，不是流量。我们吃一顿饭，或出去旅游，这是流量的问题。投资或安排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存量问题。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也是存量问题。中国的建设，只要涉及5年以上的投资，几乎没有一项是高质量的，因为折旧率太高。

　　所以，对中国大众而言，在转型期，5年内的事情可以谈，5年后的事情不值得去讨论。因为是个问号，谁都想不清楚。这样一个描述，它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当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将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行为看做是基于高折现率的行为。其中，当然包括常见的欺骗行为和官员的腐败行为。注意，高折现率是描述而不是社会科学解释。笔者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同事里有几位白人教员，他们经常问我:中国人的行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西方人呢?笔者说“裙带关系”是否中国特色?他们说不是，因为西方人也常利用“in-laws”(因婚姻关系而有的亲戚)这样的关系。假如你寻找的是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你必须定量地估算“关系”在西方和在中国经济生活里的强度或广度，然后，你可以对西方同事指出，你们看，这一参量在西方是A，在中国是B。如果A和B有显著差异，那么，你的描述在学术上就是令人信服的。余下的工作，就是为这一描述提供合理解释。科学工作，首先是将一个诸如“关系”这样的观念，赋予结构，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概念。其次，将概念置于现实情境内，寻求可观测的指标，于是你就将一个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概念。只有在可操作概念的基础上，你的研究才可能是科学的。

　　通常，在一个稳态社会里，折现率是2%或者更低。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诸如房地产开发这样的投资，如果年均回报率低于25%，就可以认为是很不合算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你去贷款，年利率不能低于25%，通常是30%或更高。这些都是现象，你描述这些现象，你同时还应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高的折现率?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折现率这样高?笔者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说，是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导致了高折现率。那么，首先，这是教科书式的循环阐释，不是科学解释，它是同义反复。如果说，是高折现率导致了行为短期化，也是同样正确的陈述。科学解释，不是循环解释，而是基于真实因果关系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问题，根据例如“三重转型期”这样的假说，建构一些模型，然后推演得到诸如“折现率很高”这样的可检验命题。这件工作笔者无能为力，而且笔者认为没有人能完成这件工作。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从旧的稳态转向一个新的稳态，这个新的稳态完全想不清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折现率的争论中，贝克尔曾指出，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未来，未来就可以被你想清楚。至少，你认为想得比以往更清楚了。贝克尔的意思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任何人，在这一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越大，他能够得到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资本存量，在这里就是关于未来的判断能力。现代社会，有一些人被称为“未来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在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判断方面有需求，根据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我们就可以请专家替我们想象未来，甚至请专家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判断。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长度，经济的转型大概需要30—50年，而文化的转型大概需要300—500年。即便经济的30年转型期，究竟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与西方稳态社会的人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样的实质差异，我们尚且无法说清。那么，政治的和文化的转型期及其特征，想必就更难说清楚了。

　　就笔者理解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根本就是要回答笔者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它可以表述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里，把过剩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换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

　　首先，“发展”不同于“增长”。我们观察一个经济，如果单纯观察它的产出量，就称为“增长”。如果不仅观察产出量而且也观察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以及引致结构变化的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我们所见，就可称为“发展”。其次，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194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的现实问题主要来自战后民族独立各国(后来被统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地球上的人群，长期而言并没有所谓“发展问题”。对人口而言，长期是指百年以上的时期。数据显示，地球上的人口增长率，在最近一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在零增长率的附近波动，平均起来就是零增长率。不过，围绕零增长率的波动，表现为极高的出生率和极高的死亡率，二者相互抵消。有据可查的出生率是平均每名女性在生育年龄总共生育15—16个孩子，这样高的生育率，被认为是人类生育率的生理极限(fecundity)。生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成人之前死去了，平均而言，每名女性只有不到3个孩子可能生存到生育年龄。再向前追溯，大约有过许多这样的以“一万年”为单位的漫长的人口稳态时期，在这些稳态时期，是人口转型期或过渡期，主要由知识和技术的缓慢积累引发。例如，大约250万年前，被认为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系先祖———“能人”，掌握了打磨石器的技术。大约150万年前，他们又逐渐掌握了火种保存的技术。这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显然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我们能够推测，那时，旧的人口稳态瓦解，转型到一个新的人口稳态。最近的一次转型期，现代智人，从狩猎与根块采集时代转入农耕时代，这当然是一次技术飞跃，结果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有了显著增加。然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细节，就可观察到，在每一个稳态时期里，其实还有许多更短的过渡期和稳态期。例如，我们知道，欧洲人口经历过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死亡率不是以50‰这样的比率计算，而是所谓“人口减半”———根据保守的估计，欧洲人口在最近的一次50年的黑死病时期，减少了大约2/5。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口，也经历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也有“人口减半”的记载。

　　每一次这样重大的事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制度变迁，以及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生育行为。最近的这一次改变，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Transition)，普遍见于欧洲人口和亚非拉美各国人口。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口的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的稳态时期;另一方面，人口的死亡率，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的逐渐改善，例如，城市饮用水的洁净程度增加或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都可以极大减少如霍乱这样的传染病的爆发概率，总之，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统计学显示，决定出生率的最重要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首先是母亲的教育程度(注意不是父亲的)，其次是生育控制技术的普及程度，最后，才是人均收入。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女性教育的普及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所以，在各国都发生了人口生育率迁移现象:因为死亡率显著降低而出生率并不随之降低，故而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然后，出生率开始下降到接近死亡率的水平，于是，人口再次进入稳态。在半个世纪里，每年都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资源有限，怎么养活这些人口呢?这就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因为要养活这些“多余”的人口，所以必须开发新的资源。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于是这些多余人口就会转移到工业部门，于是有“工业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发生在欧洲。那时，欧洲的人口生育率迁移产生了大批“过剩人口”，不过，这一时期恰好对应着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并移民美洲的时期，所以，人口压力被释放出去了。亚非拉美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的，不要说新大陆，就是旧有土地也差不多都耗尽了。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快地将这些过剩人口转化为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要尽快呢?因为过剩人口迁移结束的时候，如果过剩人口仍然是“过剩的”，那么，社会将充斥着老龄的过剩人口———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那时，平均的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对市场经济学家而言，原本没有任何人口可以是“过剩的”。因为，失业的人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就有了就业机会。不过，这一见解只适用于工业社会，未必适用于农业社会。所以，经济发展通常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

　　大约在2013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转移就会结束，那时，我们的“人口红利”将转换成人口的“黑利”。也就是说，老龄化将日益拖低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一老龄化过程，大致将在2050年进入人口稳态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2050年，你希望你的后代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韩国人在那时的1/2，或者相当于日本人在那时的1/3。注意，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以上介绍的，只是中国的三重转型期当中的经济转型期。中国以外，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三重转型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困境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其他转型期社会的人类行为，而且是处于三重转型期的人类行为。

　　三、笔者在1993年前后就提出“重建或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当时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跨学科的非官方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我们在这份期刊上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

　　基于上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应仅仅是逻辑或静态的。如图3所示，它的右边是我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的社会科学方法。我们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让我们习惯于假设这个世界是稳定的。在这一假设下，我们若要寻找例如两类现象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因为其它可变因素都被这一假设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常说的“其它事情保持不变”，在这一假设下，可以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这就是静态的或逻辑的分析框架。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图3右边)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结构”，它要求我们将观念转为带有结构的概念。第二个特征是“静态”，例如基于概念可以建构一些数学模型，由此就可推演出一些能够用数据或现实案例加以检验的命题。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我们需要第三个特征，就是“分析”。也就是运用演绎方法，从概念演绎出数学模型，再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

　　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传统内，还有一个潜流，存在了至少15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解释框架，与逻辑的解释框架恰成互补，从而使西方学术传统获得很强烈的内在紧张，也因内在紧张而获得了强烈的生命力。黑格尔充分注意到历史的与逻辑的这两方面解释的互补性，故而指出精神发展的归宿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黑格尔想象中的人类科学，将会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是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不过，包括“东西文化交汇和互补”在内的种种重要迹象表明，我们人类确实在朝着这一目标发展。

　　在历史的解释框架里，最重要的是情感(第一个特征)。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借用韦伯的术语，应学会“同情地理解”。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就是将一位作者置于他最初出现的那些历史情境里，试图以他的情感来看待他所处的世界，从而以他的视角来解读他所写的文字。当然，这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阐释”。毕竟，世界是由复数的人类构成的，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简化为一个人的世界。“同情地理解”，用斯密的术语，也可以将这一术语翻译为“有同情心的公正旁观者”这一假设。例如，我们周围为什么会有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因为它符合个体理性。如果折现率极高，如果理性个体只愿意考虑5年之内的行为及回报，为什么他不参与贪污腐败呢?当然，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折现率为何如此高。如前所述，我们需要探讨更深层次的传统，例如社会文化的传统，甚至生物和族群的传统。在这两个层次，传统的影响力，首先涉及行为主体的情感方式。有人或许认为历史和情感没什么关系?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任何一部人类历史，或哺乳动物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情感方式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