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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族主义不单表现为一种政治诉求，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文化诉求，20世纪30年代东方各民族均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哈福兹正是在文学的创作园地孜孜不倦地实践着这一重要课题。其作品以宏阔的视野、鲜明独特的创作风格，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埃及的历史、现实、未来，不断唤醒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激励民众争取民族的民主自由，同时寻求民族前进和人类发展的理想之道，表现出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因而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之魂”。马哈福兹带着其独特的民族特色而走向了世界。

　　关键词：纳吉布·马哈福兹埃及作家民族主义文化转型走向世界

　　中图分类号：I41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1-0035-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国外都成为学术热点，对民族主义的内涵、演变、作用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东方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没有系统、完整的研究。而事实上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东、西文化冲突、政治上的殖民与反殖民的背景中，东方文学形成了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而且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百余年间东方文学的主潮。

　　国内东方文学界已经在一些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中涉及到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思想，如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巴拉蒂的民族主义诗歌，伊克巴尔的宗教民族主义、巴哈尔、哈基姆、纪伯伦、黎萨尔等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意识等。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些对各自国家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但没有对整个东方作整体把握的研究。西方学界前些年的“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明冲突论”的讨论中，作为回溯性研究，涉及到东方现代文学中的一些民族主义作家作品或问题，但也不系统，只是作为论证其文化理论的例证而已。综合而论，对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创作的研究中只有个别文章涉及到他的某一部分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本文试图对其所有作品分时期地探究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表现。

　　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因创作了“一种适应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艺术”，征服了世界亿万读者，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荣膺该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宏阔的视野、鲜明独特的创作风格，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埃及的历史、现实、未来，特别是作为一个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在作品中详尽地描述了埃及现、当代历史进程，表现出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因而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之魂”。同时，尽管世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不同的评判，获得此奖的作家因此而走向世界，恐怕也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来探讨这一课题，无论对马哈福兹研究，还是对民族主义研究都会有所裨益。

　　“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以及在这种理论政策指导下或影响下的追求、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民族主义不单表现为一种政治诉求，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文化诉求，20世纪30年代东方各民族均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哈福兹正是在文学的创作园地孜孜不倦地实践着这一重要课题。1930年，马哈福兹进入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接触了西方各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逐步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观点。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又研读了福楼拜、左拉、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福克纳、乔伊期等西方大师的作品，从中汲取了“民主及科学与上帝同一”的价值观，以及各种西方文学的技巧与观念。在汲取西方文化有益养分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苦苦眷恋。可以说，马哈福兹是带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而走向世界的，他作为阿拉伯小说之父，写出了自己的语言中最丰富的现代小说。

　　马哈福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小说中不缺乏政治。我愿意告诉人们，我们是受到政治的教育而成长的。在早期，是埃及的民族主义。随着1952年革命，社会主义使我们思路大开，阿拉伯民族主义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可见民族主义思潮对马哈福兹的影响是巨大的，纵观马哈福兹的作品，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贯串了其整个的文学生涯，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二、历史记忆：民众民族自豪感的唤醒

 

　　纳吉布·马哈福兹生于一个爱国的、充满宗教虔诚气氛的家庭，信仰科学和社会主义。他的父亲是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宗教是这个家庭文化教养的主要源泉。父亲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埃及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常在家中议论国事，给孩子讲民族领袖的故事，这无形中在小儿子心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在虔诚的伊斯兰信仰与充满爱国主义的家庭熏陶下，马哈福兹自幼培养了关心外部世界的习惯和观察分析的能力，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因此其创作一开始就带有批判的性质，他深知，要使人们直视悲剧社会，就要启发人们的良知，唤起人民的觉悟，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30年代末，长期统治埃及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已经解体，英国武装占领了埃及并实行殖民统治。上层土耳其贵族也歧视压迫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引起老百姓的极端反感。图坦卡蒙古迹的发现使埃及人看到了祖先的光荣业绩，“像古代埃及人一样收复失地”，是举国上下全民族的首要任务。面对灾难深重，处于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埃及，马哈福兹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他觉得作为一名严肃、认真，对社会负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必然会在历史转折阶段、民族危机之际担当起对本民族历史和人类发展进行反思总结的重任，以激励民众继续奋斗。他要以特有的方式来伸张他的正义，他要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呐喊。于是，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年)、《拉都比斯》(1943年)、《梯庇斯之战》(1944年)应运而生了。

　　这三部小说取材于古埃及的传说，都是表现爱国主义的，曲折反映了当时埃及人民反对外国军队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迫切愿望。在《命运的嘲弄》中，作者描写一位平民出身的英雄继承了王权，开创埃及历史的新阶段，表现了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和王权世袭的观念，它是埃及民族历史的开端；《拉都比斯》则描写昏庸荒淫的统治集团与僧侣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统治者的失败而告结束；《梯庇斯之战》描写古埃及人在梯庇斯王公的率领下，多次发动起义，历尽艰险，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境，建立了新王国，揭开了古埃及历史新的一页—新王朝时代。马哈福兹在这些小说中借古喻今，试图用现代民族意识赋予历史事件以新的解释，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含义，通过古代埃及民族史上反对异族侵略的光辉业绩告诫人们发扬光荣传统，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的热情，以响应时代的召唤。

　　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哈福兹创作的思想基础是埃及法老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法老文明作为埃及民族主义的基础；以阿拉伯文明即伊斯兰宗教道德来规范其作品。马哈福兹正是脚踩着这两块坚实的“基石”来谴责掠夺、侵略与杀戮。他在历史小说中所描绘的埃及被侵略、民族遭践踏、人民受污辱的史实来控诉侵略者的侵略途径，以此来唤起民众，赶走殖民主义者，为埃及寻求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哈福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法老文明的公正和伊斯兰教的平等、宽容和博大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灵魂，使他的小说在充溢着阿拉伯宗教文化气氛的同时，注满了正义和道德力量。

 

　　三、现实审视：民众民族民主自由的激励

 

　　马哈富兹的创作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主义小说也是时代变迁使然。二战以后，法鲁克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反动和专制，埃及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老百姓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加上封建社会千百年形成的旧传统、旧礼教依然在禁锢着人们的精神，束缚着人民的自由，使人们感到特别的压抑与困惑。作为一个富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热情的作家，马哈福兹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民族的兴衰存亡。古老而又现代的埃及是马哈富兹心目中永恒的文学王国。他所写的作品自始至终都着眼于埃及，他一直倾听着埃及的脉搏，写它的历史、它的现实……。这个有力的基点把他同阿拉伯民族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使他成为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之魂的建造者之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马哈福兹陆续发表了《新开罗》(1945年)、《赫利利市场》(1946年)、《梅达格胡同》(1947年)、《始与末》(一译《尼罗河畔的悲剧》，1949年)，形成了脍炙人口的社会小说四部曲。这一部分小说主要描写三四十年代开罗小资产阶层的生活，抨击了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表达了人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赞美了年轻一代献身社会变革的精神。每部小说都贯穿一条冲突十分尖锐的情节线索，作家利用这个情节，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人的社会悲剧，并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在写作中，马哈福兹初步实践了“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绘”的文学主张。把反映现实生活的悲剧，以激发人们改革社会的良知为写作的出发点，并力图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峰，怀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在揭露生活悲剧，鞭挞丑恶现象时，总是循着主人公的失败不幸的命运追根寻源，找出造成如此命运的社会原因。作品中人物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埃及社会的风雨变幻，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遭遇和特定环境，以及真实而生动的社会画面看到了作者对埃及社会前途的深刻关注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悲情。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最大成果自然是《三部曲》：《宫间街》(1956年)、《思宫街》(1957年)、《甘露街》(1957年)。小说是在1919年革命前夕拉开序幕的，当时的“埃及有两套权力机构，即赫底威和埃及内阁；另一套是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即以英国代表为首的英国权力机构。”埃及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农村凋敝，工人失业，政治腐败，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人员受到英国人的排挤。埃及人民逐渐觉悟到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民族苦难的根源。民族矛盾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作品主要通过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商人艾哈迈德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和思想变迁，再现自1919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开始的现代埃及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谱写出埃及近代争取独立的“血泪史”。《三部曲》的核心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公民的自由和平等。而“知识分子是到参加1919年革命的资产阶级中革命性最强、最突出的一个阶层，也是1919年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不仅是1919年革命中，而且是19世纪以来埃及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一个阶层。”因此无论从社会理想或文化模式，知识分子最能体现出埃及民族运动总的特征。《三部曲》正是通过法赫米、凯马勒和爱哈麦德等知识分子形象，勾勒出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艰难历程。

　　《宫间街》的后半部分着重通过法赫米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学生运动，描写了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1919年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法赫米是法学院的学生，深受民族主义自由思潮熏陶，热情地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最后在反英游行示威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法赫米代表了在1919年革命中成长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埃及知识青年在民族斗争中的觉醒与奋起，以及他们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社会上和心理上的羁绊。作家借助法赫米的眼睛不厌其详的描绘了蔚为壮观的反英游行示威，表达了埃及人民对殖民者的刻骨仇恨及强烈要求独立的民族精神。马哈福兹倾注了全部热情在法赫米身上，埃及传统文化中的仁慈、公正、慷慨、坚韧等等构成了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内容。在这个人物身上，明显地寄托了马哈福兹对家族、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希望。

　　凯马勒在小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困扰着他，他失去了上一代人的心理平衡，陷于精神危机之中。他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在怀疑和信仰、宗教和科学之间彷徨的“迷茫的一代”。这正与30年代埃及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1922年埃及宣布独立，但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936年曾领导了1919年革命的华夫脱党与英国签订例如相妥协的《英埃协议》，民族独立运动陷入低潮，反映了当时埃及人民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找不到民族的出路而陷入迷惘、痛苦的精神状态。

　　爱哈麦德是第三代人的代表。他与凯马勒相比，已不再苦闷彷徨。他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目标，“希望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专制独裁的暴君一个个完蛋”。他和阿卜杜·蒙伊姆是于困惑、彷徨中崛起的“激进的一代”，分别代表了民族运动新的领导力量：左翼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和右翼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均意识到民族运动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才能使民族真正走向复兴。作品在两个人被捕入狱的事件中降下帷幕，但作者或隐或显地预示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民族运动的高潮和社会大变动即将来临。

　　马哈福兹在接受访问谈到他从小说《新开罗》到《三部曲》的写作思想的发展时，他曾经说过，当人们思索民族主义时，他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以法老主义作为埃及民族主义的基础。由此观之，作为马哈福兹自己，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恢宏气度的爱国主义者。马哈福兹感受了从20世纪初叶不断掀起的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风暴，目睹了祖国人民的苦难。他站在人类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思考着民族的命运，面对西方的强势力量，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并自觉承担了一个优秀作家的道义责任，他的艺术世界因而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文化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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