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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时代特色表现在哲学家立足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之中。哲学的民族特色,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哲学所探索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问题之中。如果从哲学中取消了问题,那就不可能有哲学发展史。一部哲学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即不同的时代与民族的哲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它有自己的独特问题,如天人问题、神形问题、义理问题、心性问题,等等;而西方哲学则注重本体问题,认识与对象问题,感性与理性问题,等等。问题的概括和论述则结晶为基本的哲学范畴。而对问题解决的系统的逻辑论证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独特的哲学体系。

　　但无论中国哲学问题和西方哲学问题有多大特点,总有相通的东西。我们曾争论过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的问题。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如果哲学在中国指的是中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中国版,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哲学有自身的问题,它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即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概念来梳理中国哲学。如果从哲学问题无所不在的角度说,应该说中国哲学也离不开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诸如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社会论方面的问题。哲学是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问题。这一点东方和西方都是相通的。

　　但问题解决的方式、重点、范畴概念,论证方法以及语言风格,肯定各有特点。这才有哲学的民族性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个性是民族性,共性是哲学问题的普遍性。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是以民族的语言揭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线。没有哲学问题,就不可能产生哲学。不提出新哲学问题就不可能创立新的哲学学派。当然哲学中也会有一些一再重复出现的问题。但即使是老问题,只要它被重新提出,必然会有新的时代背景或从中引出新的问题。哲学中最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构建体系。任何面壁虚构庞大哲学体系的做法,只能像恩格斯批评的杜林和当年的德国大学生一样,制造哲学泡沬。

　　可是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具体的,一个科学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再重复提出。可哲学不同,它可以不断地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在解答同样的难题。世界本性、人的本性问题,因果性和必然性问题,社会规律客观性问题等等,可以说是世代难题。因此,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史是一个专门领域,并非必须学习的领域。

　　不懂数学史照样可以研究数学,可以成为数学家,不懂物理学史照样可以是物理学家。可哲学不同,不学习哲学史、不熟悉哲学史,就无法学习哲学。因为哲学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类丰富的哲学智慧存在于哲学史之中。各个伟大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同一问题提供智慧,不能彼此代替。恩格斯在讲到理论思维的培养时说过:“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当代西方哲学家让·伊波利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为了学会哲学思考,需要从过去的著作中学习,因为在哲学话语内容与哲学家所处环境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意味着这个内容的意义在由其关系界定的成分的建构或结构中,即在它的形式中(与数学内容的情形相反),是取之不尽的。所以他强调:“不能在搞哲学时脱离哲学史。就是说脱离过去的重要著作,脱离过去重要体系的历史。”②哲学史上看似对同样问题的重复,实际上都是对哲学的深化和进展。没有进展,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就不可能登上哲学的殿堂。

　　我们应该把哲学的本质与哲学问题区分开来。哲学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它决定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性;而哲学中的问题是变化的。变化着的哲学问题表现的是哲学的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哲学体系的个人特征。如果没有哲学问题的变化,哲学必然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可以公式化的范畴体系,这就失去了哲学的本性。可哲学问题的变化是在哲学范围内的变化,哲学问题的变化不改变哲学的本质。因此无论哲学中的问题如何变化,它始终属于哲学问题。

　　形形色色的哲学定义及其分歧,不少是由于混淆哲学的本质和哲学中的问题所致。

　　哲学究竟有没有真理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哲学家否认哲学的真理性,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分。西方有的学者强调,不存在哲学真理,哲学是一种思辨类型,它的价值不能用真或假来衡量。真理的价值只能与科学认知完全吻合。哲学是一种价值规范,哲学不应该模仿科学,科学应该反映对象,而哲学只拥有对于人类知识和实践的调节和规范作用。这种看法在国内也得到一些哲学家的附和与赞同。他们说,哲学没有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只要涉及真理,就不是哲学而是科学。

　　上述看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没有分清哲学体系和哲学问题。哲学体系的确没有真理与谬误的区分。我们不能说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是真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谬误,或者相反。我们也不能认为某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是真理,或某个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体系是谬误。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思想的结构,它是一个思想整体。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可能既有真理性的东西,也可能包含谬误,因为哲学体系是由一系列命题和判断组成的。哲学体系中的命题和判断是有真理和谬误之分的。不容否认,哲学中有些判断和命题属于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的价值判断,这些很难简单用真理和谬误来区分。而且可以长期争论不休,成为一个永远难解的问题。如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类的问题。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这些属于价值的问题不能简单用真理和谬误来判别。而只能就它的意义和人文价值来区分高下优劣。

　　所以哲学中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与科学和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经验与事实相联系的问题,这些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和科学来证实和证伪的。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中都存在这类问题。这类问题虽然表现为基本规律和范畴,但能通过一定方式在人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问题,它表现的是哲学家的理想、信仰、期待、追求,总之表现的是哲学家的个人体悟和人生理想。这方面的答案没有真假问题,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为价值观不能是纯个人的,它总会表达一群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所以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不是真假,而是先进与落后。

　　哲学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问题。作为哲学的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它不是单纯来源于纯哲学的研究,而是来自实践和科学、来自生活中提出的哲学难题。因而哲学问题的形成有一个由实际问题向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即由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过程。以往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少哲学家思想的发展和继承是在哲学史范围内进行的。哲学家们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可没有问题中的哲学,哲学只能在范畴概念中自我旋转,只有最能捕捉现实中哲学问题的哲学家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可望突破旧说的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是在双重轨道中前进的。它重视哲学中的问题,继承了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当然继承者;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重视哲学中的问题,更重视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确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历史上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突出的不是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是问题中的哲学。一个哲学家只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不重视问题中的哲学表明他脱离现实,脱离自己的时代。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和人类如何获得解放,获得全面发展等等问题中的探索和解决中产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例,它并不始于抽象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矛盾和前景为依据的哲学概括。

　　《资本论》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伟大的哲学著作,《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就存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也是如此。毛泽东的《矛盾论》

　　是从探索中国革命面对的矛盾中产生的,《实践论》是从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处理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行(中国革命的实践)关系的争论中产生的,是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中产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一系列哲学观点,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面对的新问题新矛盾中产生的。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最显著的特点,即立足现实,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对中国当代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赋予浓重的理论色彩。这样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解决了实际问题,具有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创造性。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立足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强调立足现实决不是轻视理论。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客观存在的只是对象和它的存在条件与内在矛盾,它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方向。要把客观矛盾变为主体意识中的问题,需要哲学思维。善于捕捉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即善于把客观现实的矛盾变为主观意识中的问题,并从现实的问题中揭示它的哲学蕴涵,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过程。

　　否则,即使面对同一现实矛盾,也并不意味着在主体意识中能形成同样的问题。因为只有真正理解现实的矛盾所在才构成问题,问题是对客观矛盾的理性把握。

　　在当代哲学中,真正能把现实问题中的哲学蕴涵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问题的发现、捕捉和提出是一个思维过程。经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以空白的头脑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和价值观念,拥有先前获得的知识和论断,一句话,拥有固有的思维传统。这种先于问题而为主体所拥有的观念,可以阻碍问题发现也可以帮助问题的发现,关键是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发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辩证思维的一个最根本特点是创造性思维。思维的发展就是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必须承认可以突破原来的成就。这就要求打破思维定式,承认认识创新的可能性。如果把已有成就视为不可超越的最终成果,往往会犯保守主义的错误。把一定时间做不到或尚未做到的事视为永远不能做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会阻碍对新的发现或发明可能性的视线。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可以看远,高瞻远瞩;显微镜可以入微,察秋毫之末。远,表明事物处在视线之外;微,表明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要观远察微,首先要站得高。只有登高才能观远。在人类认识中的登高,实际上就是观察事物的立场问题。察微同样也是如此。持相反的立场,对同样的事物,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要观远察微还要有规律性观念。远在视线之外和处在萌芽状态的事,往往为一般人所忽视。

　　黑格尔讲的量变的狡猾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智慧高低就在于能否察微观远。中国古人讲的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就是见微知著。海德格尔强调不在场即在直接在场的东西中看到不在场的东西,在现有的、具体的东西中看到被遮蔽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可是没有规律性观念,没有因果观念,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

　　实践证明,当哲学自居为科学之科学,高踞于一切科学和实践之上,仿佛无所不能,实际上是镶嵌在科学王冠上的一颗假珍珠;相反,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维方法,仿佛缩小了哲学的地盘,贬低了哲学的地位,实际上却最有效地发挥了哲学的功能。

　　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变革中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还给哲学,从而真正为人类锻造出指导实践和认识的锐利武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的变革和变革的哲学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