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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60年代人造宇宙飞船升天并环绕地球航行之后，从广袤的宇宙空间观看地球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蓝色发光体似乎顷刻之间就会像一颗流星那样消逝，显得如此脆弱。而人类则是这个宇宙间小小星体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存在”。因此，从如此辽阔的空间观照人的存在，不是更加感到人与地球的共生存同命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吗？不是更加感到人的“此在”不可能须臾离开地球吗？而从时间上看，生态存在论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点，认为人的存在尽管是处于当下状态的“此在”，但这个“此在”是有历史的，既有此前多少代人的历史积存，又要顾及到后代的长远栖息繁衍。这样的时空观照就改变了传统存在论美学中“此在”的封闭孤立状态，拓宽其内涵，赋予其崭新的含义。然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同传统存在论美学相比，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了它的审美价值内涵。传统存在论美学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比较消极与负面的，他们所说的“存在”是一种被抛入的焦虑、忧愁等一系列低沉消极的心理状况，尽管在其审美观中增加了“自由选择”的主体活动空间，给这种低沉心理增添了些许亮色，但也并没有根本改观。正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里查·福尔柯所说，“让保罗·萨特把现代存在同面对现实时的恶心感相联系，以此来说明其荒谬性。现代性从其深层的、最终的意义上讲是无根的，因为它给我们的存在赋予了超出我们的必死性之外的意义。”“从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后现代意味着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这就说明，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来看，作为后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更立足于建设与重构。也就是说它以“人一自然一社会”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为指导，着力于建设一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人与其他生命共享的美好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正是基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在价值观上同传统存在论美学相比更加积极和正面。不仅如此，传统存在论美学受传统的二元论与机械论哲学思想影响，只承认人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否定自然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自然界的美是由人的主体决定的。于是，在传统美学中出现了“移情”、“外射”、“偷换”等等理论观点，而传统存在论美学也只承认主体的“自由选择”的审美能力，甚至梵高的名画《鞋》的美学特性也由主体的理解产生。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却打破了这样的理论樊篱，坚持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乃至于山脉、大河、岩石等无生命的物体统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自身内在的“审美价值”。也就说，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本身也有“美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在自然具有自身独有的内在审美价值这一点上，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对传统存在论美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最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将一系列生态学原则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从而同传统存在论美学相比，极大地丰富了美学理论的范围。传统存在论美学纯粹从人的“存在”这一现代人本主义的角度来阐发自己的美学思想，而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则将生态学的一系列原则借鉴吸收到美学理论之中，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理论的范围。前已说到，现代生态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系统整体论的观点，在此前提下又有平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反馈转化规律与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正如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所说，基本生态规律有:一，作用与反作用，即输出与输入平衡的规律;二，排斥与结合，即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生物群落中的普遍现象;三，相互依赖与制约，即反馈转化规律，又称数量极限规律;四，物质生生不息和循环不息的再生，即互生规律，又称物质循环的代谢规律”。这些生态学原则经过融合、加工，被吸收进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之中，成为美学理论中的“绿色原则”。总之，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在我国当前美学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它标志着由“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的过渡初步完成。当然，我并不主张直接的全盘的将西方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拿过来运用，而是要经过必要的改造，吸收“实践美学”的有价值成分，也就是其能动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从而使之成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这就终于找到了一种符合当代特点的、同时又具相当科学性的美学理论形态。
　　第二，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派生出文学的生态批评，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视角。生态批评是当代西方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生态批评的发展充分说明生态美学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据有关学者提供，在文学领域中最早介入生态批评的学者，是1925年美国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但直到1978年一篇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种生态批评主义的实验》发表，文学生态批评才正式提出。而真正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成为热点，则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学者但纳。菲利普指出:“对某些人来说，生态批评的反理论精神，似乎是完全值得赞赏的，因为它给批评界吹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虽然这一说法在本文中过于武断)。1995年《纽约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杰·帕理尼对这种新批评方式的正式登台亮相表示了欢迎；同年夏天在科罗拉州举行了一次会议，则成为生态批评开始的标志，有数百名未来的生态批评家们出席这次会议，其中有我本人。杰·帕理尼解释了生态批评的起源，指出它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回归的标志”；它象征着那种对于理论的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放弃。从某种文学的观点来看，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11]这一段论述基本上阐明了文学生态批评在美国的发展与内涵。菲利普将1995年夏作为文学生态批评开始的标志，而对其内涵，他则概括了五点：一是“向行为主义的回归”，强调人与动物具有更多共同性。因为行为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一种心理学理论，以“刺激一反应”的公式作为行为的解释原则，后因否定人与动物的质的差别而受到批判。而对行为主义的回归则是强调动物与人两者的同一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向社会责任的回归”，则是对工业化所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一种谴责，认为不仅遗患当代，而且遗患后代，必须呼唤社会责任，呼唤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