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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维坦·托多洛夫主张连接和转化是叙事的重要部分，在时序、因果的作用下，叙事总是遵循“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自己现身于书中打破了译者翻译的平衡状态，正当山穷水尽之时，故事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折——译者发现这几页稿纸是新粘上的，有人偷换了文稿。译者决定抓住闯入之人，却被其绑架投入监房。神秘人逼迫译者继续翻译并找出原文隐藏的奥秘。
　　译者被迫翻译了由神秘人插入的假的“第八章”，赫拉克勒斯安慰、鼓励译者，却使其更加沮丧。为了早日完成翻译获得自由，译者删减原文，保留关键文字加快情节进展。这种奇特的做法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那就是本来处于第三层的译者开始改变第一层、第二层的写作，而他本来只是时间上还处于未来的读者。
　　到线索人物妓女雅欣特拉和赫拉克勒斯对话这一场，神秘人的话语和动作在这场对话中和雅欣特拉的话语和动作完全相同，译者则在赫拉克勒斯的回答后脚注自己的回答。
　　——雅欣特拉/神秘人：“我能让你高兴的，我向你保证。”
　　——赫拉克勒斯：“如果你想让我高兴，就别打扰我。”/译者：“如果你想让我高兴，请放我出去！”
　　——雅欣特拉/神秘人：“你想吃点东西吗？或者来点喝的？”
　　——赫拉克勒斯：“我什么也不想要”/译者：“想啊！我饿了！而且很渴！”
　　——雅欣特拉/神秘人：“如果需要什么，你就喊我。”
　　——赫拉克勒斯：“好的。你赶快走吧。”/译者：“等等，拜托，别走啊！”
　　双重结构之间不仅并行而且打通，这种互文性不仅增添了《洞穴》的悬疑感觉，艺术魅力，让读者迷惑感叹，也对作品中作为人物的译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沉迷于“藏秘法”的奥妙，又苦思自己被囚的原由，开始“无控制的笑”，显示“疯癫的先兆”[6]。
　　译者发现自己在注释中所写句子出现在了后面的正文里，他仿佛可以和赫拉克勒斯一起行动。于是他在脚注里提醒赫拉克勒斯注意危险。当赫拉克勒斯在关键时刻躲过哑巴女仆庞丝卡的袭击，译者欣喜地惊呼“我救了你的性命，庞铎区的赫拉克勒斯，我的老朋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写下了我自己的警告，而且被你听见了。”[7]至此，译者终于从第一层故事的转述者变为改写者，从讲故事的工具变成了具有灵魂的人物。
　　三.历史编写的元虚构
　　林达·哈钦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将后现代小说定义为自我反射主题和小说与历史的关系的主题。“这种自我反射性不仅没有削弱，反倒直接增强了文本的历史责任及指涉性。同很多后现代小说一样，这种临时性和不确定性（也包括对意义的故意的和公开的构建）不仅未‘导致对它们的严肃性的怀疑”，反倒定义了新的后现代性的延续性，它承认在报导或撰写近期的或遥远的过去时，既有种种限制，也有种种力量。”后现代小说提出了很多关于历史与小说交融的具体问题，围绕身份与主体的性质，指涉与表现的问题，互文中包含的过去因素以及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含义，等等。（1988，117）[8]
　　索摩萨的《洞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编写元虚构（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作品。第一层面里赫拉克勒斯推理判案的故事本是虚构，但其发生年代、社会环境及学园教师柏拉图、欧多克索斯等人又是历史。从第二、三层面上看来应该是真实人物的蒙塔洛和译者，其实不尽然。译者最终发现神秘人是蒙塔洛本人，他也沉迷于“藏秘法”却无法找出古希腊小说《洞穴》的奥秘，所以假死引译者继续他的工作。译者译到一首神秘作家费罗德克斯图斯所写的长诗，感到十分痛苦，因为这首诗是他的父亲写的。正文中赫拉克勒斯终于找到了最终的真相，但古本《洞穴》却结束在“然后，翻译家说：”这个句子，脚注中蒙塔洛告诉译者，他们都是费罗德克斯图斯小说中的人物。
　　学园的晚餐上，克兰托、费罗德克斯图斯提到能否创造出一本书，把所有人的想法都聚集在一起，“反映我们思考的方式……我们关于事物和存在的知识。”[9]柏拉图称不能，因为“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都有五个层次或者要素：事物的名称、定义、形象，有关事物的智识或者知识，以及事物本身——这才是知识的真正目标。但写作只能为我们提供前两者：名称和定义。文字并不是图像，所以排除了第三种要素。文字不会思考，所以不可能拥有智识或者知识。观念本身又在文字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所以创作一本描绘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的书籍是不可能的。”[10]
　　费罗德克斯图斯与之打赌，于是根据雅典发生的教徒集体自杀事件写下了这部小说，前两个要素文字已经解决，通过“藏秘法”用特殊字眼唤起读者联想，仿佛显示出“百合花少女”、“狮子”等形象解决了第三种要素，他预计会有人翻译这部小说并通过脚注点评，翻译家会与其他人（如蒙塔洛、海伦娜等人）交往，这便产生了第四种要素，而第五种要素“观念本身”就是蒙塔洛、译者等人从一开始就寻找的关键线索，他们虽然没有找到它，但它始终存在。
　　如果说费罗德克斯图斯写出小说赢了打赌，毋宁说索摩萨通过写作《洞穴》完成了与柏拉图的遥远呼应。推理破案故事只是《洞穴》写作的一个手段，双重结构和多层叙述是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意义。作家通过不确定的叙述者，相互渗透的叙述层面，探讨严肃而确定的话题，那就是观念本身，绝对真理，终极意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