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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激烈的“喜歌剧”之争中，卢梭竭力维护的是歌颂仆人聪明机智的意大利喜歌剧《管家女仆》。他在作词作曲的《乡村卜师》中，表现的正是淳朴善良的农民和乡村占卜师的智慧和热诚，从而表明了他的信念：普通人民的自然本性是最符合高尚道德的。他终身喜爱的小曲是小牛向牧童诉说纯洁爱情的歌；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收集的在船夫、乡民和市民们中间流传的歌曲。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卢梭笔下的平民和贵族的对比才如此的鲜明生动。法国评论家圣·勃夫指出：“没有一个作家像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从审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卢梭基于“返回自然”的乌托邦理想，反对贵族和宫廷的艺术体裁及风格中不自然的一面，主张表现平民精神世界的美。反映在音乐的题材内容上，很容易看出卢梭着力表现平民精神世界的美，而且在音乐语言、音乐风格上力求单纯、朴实、自然、清新。例如，在他亲自创作的《乡村占卜师》中，音乐既没有繁难的复调对位技术，又没有浓重的和声，在独具特色的伴奏音乐陪衬下，充分发挥旋律的魅力，整个音乐朴实无华而又生气勃勃。在歌曲中更是如此，例如《难过的这一天匆匆而去》中，仅用了三个音，来回变化，意趣横生，人们称之为“三音咏叹调”，在欧洲十分盛行。

 

　　其次，卢梭认为“音乐模仿自然，旋律模仿语言声调和语气”。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卢梭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自然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人类的本性。人的本性又是指自然的人的本性，是没有经过文明社会勿扰的人的天真、质朴、自然的热情。音乐对自然的模仿就是模仿人的单纯自然的热情。在卢梭看来，‘自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哲学范畴，而是活生生的实物，充满了一切可以用感官享受的富有，它是灵感的源泉，是人的知己”。…卢梭认为，音乐首先必须模仿自然才能成为艺术，“绘画绝不是配合颜色构成悦目的形象的艺术，同样，音乐也绝不是用声音结合成的悦耳效果的艺术。如果其中任何其他因素都没有，那么绘画和音乐就属于自然科学之类，而不是艺术了。

 

　　只是对自然的模仿，才把它们提高到了艺术的地位。”1753年在致达兰贝尔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您对占乐模仿的看法既很确切又很新鲜，事实上，除绝少数例外，音乐家的艺术绝不在于对象的直接模仿，而是在于能够使人们的心灵接近于(被描述的)对象的直接模仿，在于能够使人们的心灵接近于(被描述的)对象存在本身所造成的意境。”他在i767年出版的《音乐辞典》中重申：音乐“并不直接再现事物，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唤起当时看到这一事物时体验过的情感”。显然卢梭已经意识到音乐模仿自然，表达情感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间接性。

 

　　在歌剧的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上，卢梭对古希腊戏剧的推崇表现在喜歌剧中，更多的是他所主张的宣叙调在歌剧音乐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宣叙调与咏叹调相对，宣叙调模仿语言的声调，语气更加直接，更能连贯贯通戏剧情节。

 

　　他曾说过“咏叹调、合唱、管弦乐队和任何花哨诱人等的曲调”都是“为了迎合人的听觉享乐需要才产生的”。可见，在他看来，真正打动人心的离不开诗歌的朗诵形式。歌剧中语言、口语、诗歌是第一位的，音乐是为了清晰地表达诗歌，因此服从于诗歌朗诵的需要，是第二位的。宣叙调因此是最重要的。在整个的音乐中，无论是宣叙调、咏叹调、器乐、乐队伴奏、和声织体等等，都是为展开剧情以及传达歌词的含义服务的。

 

　　三、结语

 

　　在这场以卢梭为中心的喜歌剧之争中，首先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歌剧中内容的民族化问题，在这一点意义上，卢梭一派是胜利的，这次争论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从社会审美意识问题上看，大大提高了平民们精神世界的美的艺术地位和价值。

 

　　从美学意义上看，更多的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从歌剧本身的特性来说，美学的意义不是十分的明确，强调宣叙调的问题比较多，而在音乐实践方面没有过多地展开。但是在此后的歌剧美学争论中却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些问题在此后的歌剧美学争论中得到了更加成熟的发展。

 

　　在歌剧这种综合的题材中，戏剧和音乐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什么是歌剧的形式?什么是歌剧的特殊性?这是歌剧美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歌剧创作过程中戏剧家和音乐家争执不下的问题。

 

　　在笔者论述的这篇“喜歌剧之争”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在这场尖锐的争论中，歌剧美学所要解决的这些核心fu]题也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使笔者进一步清楚了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思辨的目的不在于争论的结果，而在于争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