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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一一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一一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林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一生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快感，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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