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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i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

　　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一一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文革”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

　　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i风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墟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肋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文革”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一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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