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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助》以20世纪60年代的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为背景，这个美国南部地区有着强大的种族歧视传统。《相助》通过揭露黑人女佣在白人家庭受到的歧视来反映当时整个社会黑人的歧视问题。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后被改编成电影，并于2012年一举拿下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相助》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剧中主要人物全是不同肤色的女性。影片以白人女孩斯基特、西莉亚和黑人女佣艾比林、米妮四个女人为主线，通过对黑人女佣和白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情感交流的细致描写，揭示了“姐妹情谊”在女性认识自身及追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
　　60年代的密西西比盛行分离制度，黑人被解放了，有自己的住宅、社区、教堂，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工作，也可以去读书考大学，看上去一切跟白人平等。但实际上，黑人因为贫困而且受教育程度低，依然逃脱不了帮佣杂役之类的职业，尤其是黑人妇女，她们很难有机会从事除了女佣以外的其它职业。
　　艾比琳，14岁辍学做女佣补贴家用。她花了一辈子时间照顾白人孩子，自己的孩子却要留在家中被别人照看；她带大17个白人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意外死在了白人手中。她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儿子死在自己怀中，那个时候她的世界塌陷了，她甚至想追随自己的儿子而去。“幸亏有上帝和米妮让我挺了过来” [2] ，是米妮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念，是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让她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米妮，成绩优异，被认为是黑人小孩中少数有希望找到女佣之外工作的人。但是迫于生计，她不得不辍学。她是最棒的厨师，也是个勤快的佣人，但却被解雇，只是因为暴雨天使用了白人雇主的卫生间而不是专供黑人使用的卫生间。自此以后，米妮因为有着这种“劣迹”而很难再找到愿意接纳她的白人雇主。为此，她不断遭到丈夫的暴力虐待，自己的女儿也被迫辍学做女佣补贴家用。看到自己的姐妹米妮遭受的痛苦艾比琳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于是她拨通了白人女作家斯基特的电话，决定接受她的采访，讲述黑人女佣的故事和她们所遭受的歧视。“上帝说让我们爱我们的敌人，这很难做到，但是可以从说实话做起，没人问过我做我自己的感受，一旦讲出事实，心里顿时感觉到了自由......”。[3]正是她们之间的“姐妹发表论文情谊”给了艾比琳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接受采访说出实情的勇气。
　　米基指出，“任何一个女性都会本能的去保护她们们的大家庭，由于这个家庭能包容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与其他成员有多大差异，都不会被排除在外。” [4] 所有的黑人女佣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她们彼此相互关怀，相互帮助。民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密西西比正处在斗争的前沿，黑人遭到射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所以采访伊始，除了艾比琳和米妮，没人敢接受采访。就在这个时候，西丽小姐家的新女佣因为捡到一个假戒指而被捕，女佣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为了保护自己大家庭的姐妹，她们纷纷自愿接受采访讲出自己的故事。
　　二、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5] 在这里，波伏娃探讨的他者即女性。“女人是附属的人，是与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 [6] 按照《相助》这本书的中文简介所述：“白人男子至高无上，女人是漂亮的摆设，有色人种则是不可接触却又不得不接触的贱民。”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同样作为“他者”，她们应该相互关怀，相互帮助，团结起来共同探寻女性的生存之道。
　　电影一开场，刚从密西西比大学毕业的白人女孩斯基特回到了家乡杰克逊，见识了大城市的开放包容，她已经无法适应自己家乡的保守甚至愚昧，尤其无法忍受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群白人女孩思想上还是一潭死水。斯基特深受将自己抚养大的黑妈妈康斯坦丁的影响，对其他女佣保存着一份善意，但她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现状，于是她想借助媒体和文字放大自己的力量，以采访黑人女佣的方式，帮助她们讲出自己的故事，也是对于黑人妇女民主地位的一次诉求。当错误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人们就以为它是正确的。对黑妈妈的爱，对其他黑人女佣的“姐妹情谊”，给了斯基特站出来指出大家这个错误的勇气。斯基特为了帮助这些女佣，不惜与从小一起玩大的白人伙伴闹翻，也因此跟自己的男朋友断绝了关系。但是她还是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她坚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帮助这些黑人女佣的过程也反过来帮助了斯基特自己。她通过帮助黑人女佣诉说自己的故事，重新得到了母亲的认可：通过引导母亲坦白自己的错误，从而也帮助母亲从愧疚中走了出来。通过斯基特的书，整个小镇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它给了人们站出来跟各种不公抗争的勇气。黑人女性跟白人女性相互帮助才是主流，在彼此帮助中找到自我觉醒，自我发展之路。
　　西莉亚，虽然也是白人，却因来自偏远的乡下并且抢了所有白人太太眼中的好男人，而遭到其他白人太太的鄙视和排挤。她从小生长的环境、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而思想上比较质朴，她从来也不明白中产阶级对待黑人女佣的那套尊卑规矩，她喜欢跟黑人女佣一起做饭，在一个餐桌上吃饭，一起谈心。米妮教会西莉亚做各种零食甜点，西莉亚为了表示感恩一宿未睡为米妮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米妮安慰西莉亚不要去理会那群白人太太的势利刻薄，西莉亚则是一边帮米妮擦拭伤口一边教她不要屈服于家庭暴力，最终给了米妮带着孩子离开家暴丈夫的勇气。与其说这是一种和谐的主仆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真挚的“姐妹情谊”，撇开各自的身份地位不谈，她们都是女人，同样作为“他者”，只有彼此关怀，相互扶持，才能走得更远。
　　“姐妹情谊”如温暖的阳光，沐浴着剧中的每一个人，它促进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电影最后，一向隐忍的艾比琳没有无言地忍受西丽的无端污蔑，而是站出来替自己辩解，一番话把一向霸道的西丽打得溃不成军，最终艾比琳在斑驳的林荫下走向了自我。米妮也带着孩子离开家暴的丈夫，走向自己的自由之路，并找到了自己下半辈子工作的着落。斯基特坚持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为自己赢来了在纽约工作的机会。西莉亚向自己的丈夫敞开心扉，得到了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从此过上了让其他白人太太羡慕又嫉妒的生活。
　　注释：
　　[1] 汪安民.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3] 凯瑟琳·斯多克特.相助[M].唐颖，译.中国长城出版社，2010.
　　[4] Michie，Helena，Sororophobia：Differences among Woma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New York： Oxford UP，1992.
　　[5]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 王宏维.论他者与他者的哲学-兼评女性主义对主体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J].江西社会科学，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