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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异常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常繁荣的时代；他们是一群异常慷慨的文人，也是一群异常悲凉的文人。就这样，魏晋和魏晋文人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出现于我们面前，吸引着无数的学者探寻与研究。然而在魏晋文人的身上无论是洒脱不羁还是超然脱俗都笼罩在一层深深的感伤之下。

　　一、悲凉的生命感伤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对魏晋文学的真实写照，战乱导致的百姓流亡，政治动乱导致的文人自身的生命危机，以及对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的迷茫使得文人们对生命充满了感伤，而这种感伤也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

　　第一种是对战争导致的死亡的同情与感怀，这主要表现在建安文人的身上。刘勰在《时序》篇中对建安文学有过“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评价，由于他们经历过“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生活，对离乱百姓充满同情，所以“志深笔长、梗概多气”。①由于当时无论贵族还是贫民都承受着相同的苦难，心中的愤懑之气不得不借笔抒怀。古直的曹操写出了这样的悲凉之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在《苦寒行》中塑造的平民将士的形象，让我们感受到兵役给人们的苦难。身世坎坷的蔡琰更是字字血泪，“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悲愤诗》）是异族入侵的真实写照。七子中的王粲这样描写战乱后的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另一位成员陈琳也在《饮马长城窟行》里叙述了繁重徭役造成的家破人亡的苦难。这些作品以感伤的笔调写出了对普通大众的生命关怀，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也促使人们更多的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死亡。

　　另一种则是对死亡本身以及人生价值的思考，魏末两晋的文人对此描写比较多。正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竹林七贤代替了建安七子。或许是人格自觉进一步发展或许是战乱苦难看的太多了，是人们对民间的疾苦描写变少了，而关注生命本身的作品愈来愈多。刘勰在评论阮籍、嵇康时用到了“师心”、“使气”两个词，却实他们的文章极具个性，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这样方达桀骜的人在思考生命是也是感伤的。阮籍在咏怀诗中曾经这样写道：“一身自不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充满了对世事无常的感叹。

　　到了东晋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集序》中更是通篇着眼“死生”二字，悲天悯人，是对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感慨。“田园诗人”陶渊明在为自己写的《拟挽歌辞》中这样写到：“幽室一关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对死亡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就算是有权优势的桓温也不得不感慨事业未成，人生渺小。②

　　文学中的感伤思潮并不是文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因感而伤，是有着历史社会背景和深邃的哲学思考的。众所周知从东汉末年到隋之间和少分多，四百年里大多时间都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从东汉末年开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再加上连年的战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而作为士人阶层，虽然还不至于到了缺衣少食的地步，但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也远远不是这些书生可以应付得了的。当时已经没有了国家的大一统，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已经解体，当权者不会像以前那样在乎人们舆论了，明智的士人就不应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因为这是一个强权的时代，而那些桀骜不驯的文人便容易招来杀生之祸，以爱才著称的曹操也因为屡次的冒犯与冲突而杀掉了大名士孔融，并借刀杀人杀掉了祢衡。论文发表而到了两晋政治风云突变更加迅速，死于非命的文人也就更多了，因为反对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嵇康被杀，从此广陵散绝；东晋赵王伦之乱死了张华和潘岳；陆机死于兵败，神仙家郭璞也未能幸免；谢家的两位山水诗人（谢灵运、谢捽）均死于政治纠葛；鲍照则死于乱兵之中。当时的文人名士们可以说是朝不保夕，每天都要为性命而担忧，一个不小心便会死于非命。这让他们多了一种对于生命的忧虑。

　　二、仕、隐、仙的矛盾

　　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期，思想深邃而且充满了思辨性。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人们开始发掘文学本身的美感，逐渐将文学从载道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大家开始关注人，爱惜人，当然也会更加爱惜人的生命；他们不仅尊重人也尊重一切自然物，真正的做到天人合一，所以这也是发现自然美的时代。

　　为了长生魏晋人士喜欢服药、炼丹，在塑造完美人格上面，他们的理想则是可以儒道结合，既可以在现实社会中积极进取又可以保持人格的自由，这在当时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都试图在仕、隐、仙中找一条出路，但似乎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嵇康在竹林七贤中最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个，他选择了归隐，但在政治上他也是反对司马氏政权最为强烈的一个，名士的声望最终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最终向秀被迫出仕，阮籍只能拿饮酒来当挡箭牌。嵇康、阮籍表面上蔑视一切礼教，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却比那些名义上名教维护者更加珍视，他们以表面上的放浪不羁，飘逸洒脱来反对虚伪的名教。但当阮籍的儿子要求加入的时候却遭到他的反对，嵇康也教育儿子要谨言慎行，可能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道路可取，因为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承受了太多的精神痛苦。所以才会有阮籍的穷途之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