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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香港的德国汉学家布海歌女士，用她异国的目光看到的徐許，更有一种旁观者的意味。据布海歌自述，她1965年来到香港即与徐許相识，以后交往密切，算是徐許生命最后15年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外国朋友。徐許逝世后，布海歌曾著长文悼述他们之间的一些旧事，其中流露的观感对了解徐許有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布海歌大概对那些借怀念徐哥的名义而写些哗众取宠的、表现徐許“性格特殊，好争论”的文章感到反感，所以，她在写了一些她同徐許交往的旧事后说：
　　我还可以谈很多关于徐許的小事，以反映他那特殊的性格，但我不会离开我观点的范围。对他的同代中国人来说，徐是一个好争论的人，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以为，他有着最完整的性格。他非常诚恳、直率、品性纯良、对自己永远是那么真诚。他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日常生活怀着开放的心灵，和敏锐感应的有数的几个之一。
　　布海歌没有对徐許的作品做具体的分析，而只整体地谈到徐許的为人，在她的眼里，徐許具备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所应该有的品质，但香港狭窄的氛围限制了他成就的发挥。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徐許将他写作的才华与精力太可惜地消耗掉而过早离世，他本应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她觉得这是徐許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因为，如果徐許是一个科学家，他可以移居外国；但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成熟作家，离开使用他语言的土地，就等于断掉了他创作的命脉。徐許离开大陆来到香港这个说粤语与英语的小岛，就已是很大的损失，移居海外更是无法可想。她最后这样谈到徐許的历史命运问题：
　　“徐許是个产量很多的作家，但流放的生活使他如枯池之鱼。如果他的根不是离开了生他育他的土地，他可以成为一棵叶茂枝繁的树。总之，他是个局外人，只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政治和人生。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肯纪实和热情的作家所应有的态度。”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外交家白佐良，与徐許是十多年的老朋友。1953年他到香港任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任职期间结识了徐許，遂成为甚解徐許才华的知音。按照吴义勤的说法，白佐良与另一位汉学家帕里斯特莱都认为，徐許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白佐良评价徐許的第一手资料，亟待日后遇到再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