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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文学交流的起步当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自从有了异族间的交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也就出现了。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中的一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对于世界也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歌德在1827年的某一天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之时，是因为读到了一部中国的小说《玉娇梨》所受到的刺激与启发。他认为，中国文学与德国和欧洲文学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与共通性，瓦解了他关于“民族文学”的观念，认为各民族文学各自孤立存在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显然是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是值得重视的起点。但是在很多年中，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往出现了某种不平衡：一是很长时间里我们中断了对外来文学与文化资源的吸收，切断了交流学习的路径；二是在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只重视对外来文学的借鉴，而很少、也很羞于向别人介绍和推销我们自己。以至于在许多年中关于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是否有价值，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只是“通俗文学”而不是严肃意义上的真正的文学。这种争议甚至在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还在持续。
　　显然，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会染指诺奖——从一般平民到高层人士，从文学业内到其他文化圈子，都没有真正设想过，有一天中国人会得奖，会因为什么、基于什么得奖。虽然一直日夜期盼，但中国的作家与中国文学究竟依据什么来获得这个奖项，得了会意味着什么，甚至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个得了奖的作家，这些问题我们似乎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狂喜、兴奋、符号化、消费，没命地过度消费……不止官方没有准备，民间也没有准备；作家没有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知识分子没有准备。富商、出版商与经纪人也没有准备。所以才会出现作家得奖之后所面对的诸多尴尬境地。
　　因此我们要研究，不止要探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更要研究中国文学基于什么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中获得自己位置，如何来获得它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便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有意义的题目。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历史当然甚为久远。早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就有一定数量的对外翻译，但那个时期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冷战下独特的国际环境所决定，中国文学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性的交流，中国文学也不可能自主地找到自己的文化背景，获得独立的精神品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种情形才逐渐打破。伴随着电影《红高粱》在欧洲的获奖，莫言等作家次第走入了西方人的视野，中国当代文学也才真正建立了与西方读者的关系，建立了与世界和欧美文学的对话关系。这当然与中国文学在80年代的开放与西向学步有关，先当学生，然后平等对话交流。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自从新潮文学主导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与思想流向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才有了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基本资质”，之前我们的文学不论是“民族性”还是“人类性”，都是不足的。
　　莫言的得奖至少表明了：真正可以走出国门的文学首先是民族的——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地域文化、东方文化、民间文化的含量是最为丰沛的；但同时，莫言的小说也是最具有人文主义思想、人类视野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诉求的小说。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中同时具有了丰厚的“超越民族”的普世精神，因为很明显，他对于民族文化的赞美与批判是同样多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渴慕和对于列强恶行的抨击是一样多的，这就是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民族性与人类性两种缺一不可的属性。而这就是中国文学应有的价值定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莫言为我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因此，我们就应该由此得到启示，知道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确立自己，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也是普遍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基本范式。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当然还会涉及许多具体的方法与路径，涉及到许许多多具体的问题，也会面临各种文化的隔膜、错位与误读的困难，会面临因为意识形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而出现的障碍，由此也就需要我们的研究，需要找出对话的途径、价值的差异，找出分歧的所在、弥合的方式，找出主动的定位与自我矫正的方向。在后续的几期文字中，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展开一些探讨。
　　本期刘江凯的文章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问题”，从调查与访问着手，分析了传播流通与文学生产等对海外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刘江凯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德国波恩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有海外研究的经历，无论在资料的占有和思考的角度上都有独到之处，希望能对学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状况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