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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同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爱情诗，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向世人展示了诗人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这种差异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民族的。本文拟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思维模式和表现手法入手并结合诗人的背景经历，对两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中窥见中国新诗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跨文化;才子佳人式;个体体验;意象;象征;中国新诗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0-02

　　徐志摩和穆旦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坛的重要诗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文化运动高呼“民主”与“科学”，顺应了时代潮流，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以及通晓西方语言的学者们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知识界。由于古国文明的根深蒂固以及新的文明带来的冲突与不适，中西文化的融合注定要经历了一定的磨合期，这在不同时期的文人作品上打下了烙印。同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爱情诗，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向世人展示了诗人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这种差异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民族的。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思想境界和表现手法入手并结合诗人的背景经历，对两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以下简称“徐诗”）一诗写于1924年徐志摩陪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期间。诗人从离别之际日本女郎刹那间的低头入笔，将女郎深情柔媚的风姿表现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对方难以割舍的爱慕敬仰之意。日本女性贤淑、温存与端庄的仪态以及诗人多情善感的形象跃然纸上。“水莲花”绝非简单的喻体，寥寥数字，蕴含着独特韵味。熟谙中国文化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在古代诗词中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和“月亮”、“红梅”、“清秋”等“意象”一样，都能引起特别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沉淀已久的民族文化心理。

　　穆旦的《诗八首》（以下简称“穆诗”）写于1942年，24岁的诗人刚刚毕业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如果说徐诗给人的感觉是甜蜜中带着忧愁，那么穆诗便是深沉中夹着晦涩。在穆旦的笔下，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感情如线团般缠绕难解，陷入重重纠葛矛盾之中。这里有表白时的心意不相通“相隔如重山”，有拥抱在一起时“那未成形的黑暗”带来的惴惴不安，有熟识后相同带来的怠倦和差别带来的陌生，有两相情愿后在合二为一中的平静，等等。爱情仿佛是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让坠入其中的人们一一尝尽，完全没有少男少女想象中的浪漫美好。况且，不仅有“你”有“我”，更有“他”、“它”，一些让人无可奈何的黑手强行介入，弄得本已纠结的恋人世界一团糟。

　　回味徐诗，读者或许会有似曾相识感，脑海里会浮现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模式。这个日本女郎也许就是在古代文人中广为传唱的崔莺莺、王昭君、李香君，这个诗人可以是张生、汉元帝、侯方域，一个温柔美貌能识大体，另一个多才专情，双方心心相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显然，徐诗隐含的爱情模式是中国式的零矛盾爱情模式。“只羡鸳鸯不羡仙”，古人对这种理想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当现实总让人失望的时候便借文人之手以大团圆结局来寄寓这份情结，有时不惜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男女主人公起死回生，然后白头偕老。因而，徐诗所激发的审美体验也是中国式的集体体验：当美（缱绻甜蜜的爱情是美的一种）不能实现时，留给人们的便是惆怅与遗憾，即如诗人所说“甜蜜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