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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有人把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阿Q，并称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三大“典型中的典型”。无论是从对人类精神特殊性的提炼与普遍性的概括的统一方面，还是从对人的内心世界丰富性的展示与复杂性的概括的探索方面，抑或从作为艺术典型深入人心的程度方面，我觉得，这个说法都是极有道理的，阿Q与堂吉诃德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但是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把东西方民族心理性格的差异，其异中之同则传达出了人类的一种天性和力量。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环境;文化背景;精神胜利法;性格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02
 

　　一

　　外国人常把阿Q看作是中国人的典型。许多中国人对此说法却极为反感，人们羞于与阿Q为伍，更不承认阿Q的这种“我表资格”。相反，倘把堂吉诃德作为西方人的典型，这在东方人中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但这样一来更成问题，把这样一对半疯半傻、滑稽荒唐的人物拿来代表人类，岂不是对“万物之灵”的极大不恭么？然而，这也说明了人们与阿Q和堂吉诃德的共同点：讳言缺点，爱听好话，善于在想象中自我美化。还说人们对于阿Q和堂吉诃德大都保持着一种不正确的记忆，有着一种偏见。准确地抓住人类的固有特点加以强化和夸张，通过荒诞的方法真实地表现人的本质，并在这种表现中体现出深广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是鲁迅和塞万提斯这两位伟大作家的高明之处。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对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不朽艺术典型的匆匆一瞥，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阿Q可以作为东方民族文化的代表，而堂吉诃德可以作为西方民族文化的代表。

　　阿Q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没有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环境，就出现不了阿Q那样全身浸透着历史与时代气息的艺术典型，离开了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条件，也就不可能产生阿Q精神胜利法那样的人生哲学和行为。

　　阿Q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没“文化”。他的手和笔“初次相关”，竟是用来画他自己生命的“句号”。虽没“文化”，但阿Q又有着许多属于或不属于他自己的学说，思想和信念什么的。他莫名其妙地维护着一些东西，如辫子、长凳、葱叶乃至女人走路的姿势，赵家的威风之类，至于为什么维护，大约他自己也不知，反正似乎从来如此，所以似乎就该如此。他莫名其妙地反对一些东西，如剪辫、条凳、葱丝乃至革命党，“里通外国”之类。至于为什么反对，大约他自己也不清楚。阿Q的那些作为中国人独特的思想、净胜、传统、习惯等等，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历史印记，其中许多都可以远溯的一两千年前的圣经贤传。“方己有之”的传统，给了阿Q排反异端的凛然正气;“父为子纲”的伦常，给了阿Q精神胜利的依据;“男女之大防”的古训，使阿Q除了拧大腿之外，始终保持了“正人”的形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导，给了阿Q求爱的勇气和力量;“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宿命轮回观，是的阿Q能视死如归……阿Q形象及精神胜利法不仅代表者东方文化的特点，也代表着它的特点。

　　堂吉诃德与其社会文化背景，则是一种间接联系。塞万提斯作《堂吉诃德》之时，其实制度在西班牙伊衰落作古，作为一种文化“滞后”现象，其实小说却风靡一时。塞万提斯有感于此，塑造了这么一个读骑士小说着迷入邪，楞充当骑士打遍天下的堂吉诃德。但那种骑士小说只在形式上是堂吉诃德的文化背景。堂吉诃德与社会文化的深层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作家赋予人物的思想上面，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正因为这种先进的文化寄托于滞后的形式，所以在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社会文化与人物的直接相互作用。外貌可笑的堂吉诃德，一出场就带着那睿智的思想。至于他的这种思想是怎么来的，我们从堂吉诃德的经历和环境中是找不到什么依据的。这大概只有塞万提斯自己知道。但由于他能够出色地把严肃与荒诞、现实与幻想、智慧与愚呆、伟大与可怜集于一身，读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游侠骑士。

　　堂吉诃德自负受命于天，他要用手中的长矛保卫真理和正义，扫荡人间罪恶，恢复原始的美好的黄金时代。关于黄金时代的理想，是文艺复兴时代许多人文主义这都具有的。堂吉诃德认为人的高贵在于美德，而不在地位血统。这种美德靠个人努力，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思想，有时人文主义的观念。堂吉诃德不甘心安闲的生活，情愿历尽艰辛，干大事，立大功，名垂青史;这种思想也是人文主义所宣扬的。堂吉诃德经过种种失败和磨难，自己觉得愈加勇敢坚毅、温文尔雅了，他虽然一再败于他人之手，却战胜了自己。也是人文主义思想，堂吉诃德虽身披陈旧霉烂的盔甲，一心要恢复中世纪的骑士道，但他的思想意识却没有离开他所处的时世，更体现了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在他的文化背景面前，是主动的，这种文化石他理性的主导，因为这种文化首先要求个体的自我意识。虽然堂吉诃德的形式理想是恢复骑士道，但他思想的内驱力却是人文主义精神，因而这文化一就体现在他的理性言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