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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展现了哲学所无法说出的东西；但是，或者是哲学不能与此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美学与艺术的联系就很含糊，或者是哲学学会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理论，而成为艺术的形式。如此看来，艺术既是哲学的极致同时也是它的毁灭——这必定是任何真确性思想所不断追求的目标，在那里它就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思想了。
　　也就是说，试图对一个艺术品进行阐释是可能的，但这种阐释已经遗漏了艺术品价值中的关键部分了。所以一个艺术品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无法用这个艺术品之外的东西来代替。而阐释只不过是提取出该作品在读者那儿引起的共通意义，因为这类意义是能够被理性语言捕捉的，对理性的个体来说，能被言说的也就是存在。但艺术品的价值却在于那存在之外的“存在”：
　　在一个艺术作品之中，从审美角度来看具有意味的东西就是存在于这个艺术作品之中的个性——它是这个艺术作品所特有的、不属于其他艺术作品的东西。那存在于济慈的诗歌之中、舒伯特的抒情歌曲之中、瓦托的绘画之中的从审美角度来看杰出的东西，就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不能被还原成那些一般概念的东西。我们不能把这种个别的、独一无二的侧面看作是那些一般价值范畴——诸如和谐，对自然真实，表现深刻，等等——注意的中心。这些价值范畴所指的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与其他一百个艺术作品的特征相同的特征，而不是这个艺术作品所特有的审美价值。
　　这种艺术品拒绝和排斥意义分析的状况如果说在西方艺术中还显得不太明显的话，那在中国传统意境中就表现得异常明显了。西方艺术往往较为凝重，其作品，特别是小说、戏剧之类，往往内容具体而丰富，其中蕴涵的意义在整部作品传达出的东西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有时分析了意义，似乎就已完全把握了作品。但在中国的意境诗歌中，情况就变得非常尖锐了，因为意境作品的价值几乎都在从作品中析去意义之后所剩余的那部分上，在那无法意义化的剩余物之上。那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东西也就是“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意境作品的存在放大了意义和感受之间的断裂，我们能够感受一首诗，但我们不能阐释一首诗。致力于文学阐释的文学阅读学能够超越人类理性的局限而将那种超越于语言之上的“诗的语言”、超越于意义之上的“诗的意义”捕捉到吗？我觉得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捕捉不到它的猎物，它能分析这种意义之外的意义的生成机制吗？我更加怀疑。如果不能分析这想象中的机制，它能够为文学阅读找到一种普遍的意义生成规则或理论吗？这就似乎是天方夜谭了。所以，文学阅读学一开始就已经巧妙地避开了它作为一种理论的真正的工作领域、它的存在价值的根基一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而把共通意义当成了自己的目的，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不正当的偷梁换柱随着理性野心的膨胀开始暗中败坏阅读的品位，那些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被有意无意地压抑了，似乎艺术除了共通意义之外就不能再给予我们什么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义以及文学阅读学。
　　三、过程描绘：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文学阅读的真正价值无法被理论所控制，文学阅读的价值形成机制无法被普遍化，文学阅读的价值形成中的偶然性必须被放大，其价值的特殊性和不可限制性必须被强调。那文学阅读学还有领地吗？也许它还可以去描述文学阅读的过程。
　　文学阅读学不仅关注文学阅读中意义的生成和解释，它还可以去探讨人类阅读行为的条件和阅读过程，通过对阅读的观察，文学阅读学可以勾勒出人类阅读行为的流程图，这将有助于人类对人类阅读行为的认识。也许在这个方面，文学阅读学的存在就合法了吧？因为人类的行为虽然有差异，但行为的程序通常是稳定的，而且阅读行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它似乎不涉及阅读价值上的不可言说的部分，也比阅读价值的特殊性少，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大致表明人类心理虽然复杂，但是有规律可循的。
　　然而，我们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人类的阅读行为是纷繁复杂的，阅读意图、阅读心态以及阅读者的知识结构都会影响到阅读行为，可以随意读之，可以严肃认真读之，可以一口气读完，可以片断阅读。对这种活动进行归纳很难产生符合理论要求的结果。当然可以规定阅读行为，确立正当的阅读方式。但这种行为似乎在道德上有危险，因为理论僭越了自己的权利，侵害了读者的自由。读者显然有充分的权利决定自己的阅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