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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人类的阅读行为是完全确定的，当然这是假设，文学阅读学还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将这一行为流程描述出来。因为它在尝试描述一个过程的时候，它又非常不幸地碰到了人类的另一个难题：生成同一性问题。我们无法真正把握一个过程，这方面最早的经典表述出现在古希腊叶芝的悖论当中。连续性和断裂性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基本上是超出人类理性能力之上的。过程的描述是有层次的。“我从西苑到北大”这是一个过程描述，“我从西苑坐车到北大西门，再走到北大”也是一个过程描述。然而，我们永远都无法把“我从西苑到北大”的完整过程描述出来。所有过程描述都可以分析为标定过程两端的行为，至于过程本身总是隐蔽的。
　　另外，一种行为过程如果能被真正有效地描述出来，就意味着根据这一流程，该行为应该像一个生产线一样，结果是同一的。这在文学创作流程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研究的无效。因为，如果文学阅读或文学创造的行为流程是确定的，是一种生产流水线，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或鉴赏家。然而这和阅读实际和创造实际都是不相吻合的。
　　所以，一方面，文学阅读流程不能被规律化；另一方面，即使它能被规律化，它也不能被描述。那么，文学阅读学以及人类的一切人文理论学科的存在有理由吗？
　　毋庸置疑，这些理论学科是必要的，但它们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有所考量，未经自我能力的鉴定，它们往往会盲目地自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我们需要给它们加上枷锁，限制其范围，控制其冲动。总的来讲，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研究，所能提供的只是艺术品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的必要条件，所能研究的只有在整个艺术现象中能够提供这种必要条件的成分，或者可规律化的部分，也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部分。然而通常的文艺理论研究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把自己放置到了“充分必要条件”的境地了，以为自己可以穷尽文艺的所有方面。文艺研究与其说可以指导文艺的实际创造或鉴赏，不如说有助于对人类文艺现象的认识。理论总是普遍的，文艺中有普遍的部分，但文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则是无法普遍化的。所以理论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安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和作品相比，理论是灰色的，然而，理论化这种使我们平庸的状况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正如特里·伊格尔顿评述尼采时所说的：“这种将人类‘变为指数计算’的阴郁的描述则是人类种族生命延续的必要，没有这种可计算性，人类的种族生命就无法生存”。所以，理论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我们的全部，不是文学阅读的全部。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无法言说的要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