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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先生的父亲则是传统家长制的代表。影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一制度不仅给人的身体、生命带来不应有的伤害，而且给人的心灵层面带来无形的伤害。由于树先生的哥哥“不听话”，喜欢过自由的生活，喜欢音乐、舞蹈，还自由恋爱，父亲将他吊在树上毒打一顿致使哥哥意外死去，哥哥的去世以及父亲的相继去世使得一直害怕父亲、以哥哥为榜样的树先生遭受了心理和精神上的打击，梦中不断出现父亲、哥哥的身影，这就证明了树先生难以接受家长专制带来的苦痛，难以自我消化亲情的缺失。而母亲在影片里被做了隐化的处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女人以地位低下而“闻名”，作为母亲的女人永远在丈夫、儿子之下，由于这种“天然”的不平等，使得母子的感情被弱化，母亲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爱，她的情感被麻痹，生活被琐碎的日常家务所填满，因此，树先生的母亲从来不知道安慰心灵受到极大创伤的树先生。就这样，树先生疯癫起来。
　　马尔库塞说：艺术“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并且“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②。在这部影片中，树先生一直遭受着无端的压抑，一直试图反抗着强权的现实，但是，这样一个傻子式的盲流人物，处于农村生活底层中的底层，是最容易遭人践踏的，如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得不到爱与温暖的树先生，越发被压抑、被蔑视，越发感觉到孤独，最后他只能选择“上树”。
　　二、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生态的批判
　　我们当下的影视作品能否面对中国广袤的“土地”？首先有这样勇气和意识的导演非常之少，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乡村影视作品少的原因之一。其次，就少数作品来看，能够以理性的姿态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生态进行批判的，韩杰这部影片是优秀的代表。影片中的这一北方乡村“望都村”，凭借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要大兴煤矿，借此机会，还要开发房地产，幸福的生活就像村里流动的广播喇叭那样被喊出来——“独具匠心的板型设计，将给您带来别墅式的享受”，“对人的体贴关爱，对人格的塑造，对人居空间的扩展，幸福生活在不经意间流淌”——喊进了老百姓的心里，他们心甘情愿地搬离自己的土地。“现代化”在乡村人的意识里，就是过上住楼房的“好日子”，不用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不用再靠天吃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更为遥远的将来，没有了土地他们做什么呢？这种即将消失的村庄，代表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村庄共同体的消失，更是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霸权。面对巨大的城乡差距，在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现代价值理性的前提下，乡村世界受到了这种消费的、趋利的、拜金的商品化意识的侵蚀和破坏，乡村人的文化心理也遭到了冲击，乡村文化传统中的重义轻利观念不断瓦解，与此相应的人性中的恶就彰显出来。
　　在这一大潮中，树先生却选择留下，他不愿离开土地，在煤矿出事，矿工小庄死了以后，树先生意外地通灵了。他预言村里要停水，并郑重其事地找村长商量解决的办法，这一略显滑稽的剧情，显示了黑色幽默所带给我们的强烈的反讽效果。就这样顺理成章的，独自住在老房子里的树先生成为一个能掐会算的大人物，诸多有头脸的人物都来找树哥掐算，树哥成功地出现在瑞阳矿业剪彩仪式上，并担任剪彩嘉宾。导演以这种荒诞的反讽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思考。在追赶现代化的征途上，乡村世界出现了价值上的混乱，乡村传统崇高和谐的道德关系，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冲击下，很快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以物质性、欲望性、实用性为特点的价值观念与传统小农的利己主义相结合，从而使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化的人际关系逐渐转变为以理性化、利益化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树先生的成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对个体人的存在的反思
　　启蒙与艺术的结缘就在于它们对于“人”本身的发现与尊重，对于“人”的探讨与解剖，在这一意义上，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承载启蒙的价值规范，应该展现出它对“人”这一生命个体的理解与剖析。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他展现了人类的共性，更因为他刻画了阿Q这一个独特的中国乡村农民的生命图景。同样，《Hello！树先生》以一种相对夸张、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北方乡村社会中离开土地而又无依无靠的留守青年的生命状态，并对其存在进行了反思。导演在呼唤我们尊重、同情树先生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树先生身上的劣根性；在让我们反思劣根性的同时，又使我们反思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树先生原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哥哥未死之前，他以哥哥为榜样，上学的时候学习也不错，但是树先生是不幸的，他没能抵挡住亲情的缺失、家庭的贫困带给他的灰暗。他辍学在家，到处游荡，时而打杂，干点儿零活，在修理厂修车时还不小心把眼睛弄伤。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很受用村里人尊称他“树哥”，这些小小的得意心理得到满足时，他就有点儿自大起来。当碰到像二猪这样的人物时，他又缩回自己的世界里。当他得知一块儿长大的好兄弟已经进城自己办学校当了校长以后，树先生那一脸艳羡、悲屈而又无奈的表情将他不幸的人生全部囊括进去。即使是这样，树先生并没有立即被悲惨的命运所打倒，他还有理想、有追求。他喜欢上了哑女张小梅，并为了她进城去打工。他戴上眼镜、带着礼物去拜访小梅的父母，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小梅。他向小梅求婚，并直言：“就把你的命运交给我吧。”树先生是浪漫的，又是一个敢担当的男人，他虽然没有大本事，但是对于一个哑女来说，小梅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能够有一个爱他的男人给她温暖和依靠，她就是幸福的。就在人生最重要的结婚时刻，树先生因为自己“要面子”，跟弟弟发起火来，偏偏跟他没有手足之情的弟弟并不给他面子，没有把树先生想要的婚车开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致使家里发生了火灾，树先生也因此出现了精神问题，从幸福的顶端一下子跌落到不幸的谷底。导演以这样跨度巨大的戏剧性的情节让我们体验到一个自负的穷人的下场，仿佛树先生不配要面子、不配拥有幸福的生活。然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面子”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乡村的伦理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究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从树先生身上我们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