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华人移民的边缘身份很容易形成对自我和他种文化的理性态度，这是文化间隔形成的结果。这种文化间隔实质上是指深受两种文化影响的移民们所自觉保持的一种文化心理距离。这种文化心理距离让移民成为文化“边缘人”，正是这种“边缘人”的文化立场，使海外华人能够用一种更为冷静和理性的姿态思考异质文化和母国文化。对此，严歌苓说：“有多少作家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有的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都由于添了那层敏感和距离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的共同襟怀。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霍米·巴巴在《忆法农》一文中说：“回忆……就是发现和重新定位迷失的方向的过程。回忆绝非是平静地内省或追忆这样如此简单的行为。它是一种需要反复梳理思路的痛苦的过程——个不断还原支离破碎的过去的过程，从而解释现在的精神创伤。”⑦因此。故国回望和文化反思是华人留学、移民的初期心态，他们身后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中国，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中国执念”，隐喻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无法摆脱的“中国情结”，同时也表达了漂泊者对故土的牵挂和负重前行的步履维艰。白先勇认为20世纪的中国人一直处于流离的状态，他们是“精神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的回忆的重担”。白先勇的《纽约客》，主要描写漂泊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反映了“最后的贵族”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的生存困境。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作者自己称它为“浪子的悲歌”，中国的桑青在美国变身为桃红的精神分裂，暗示了曾经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家国观念在国共内战后海峡两岸的分隔使这批身居异域的游子失去了依托的精神支柱，造成了人生悲剧。这些“流浪的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紧密相关。异国遭遇以及母国分离的现状刺激着他们更执着于民族情感诉求。

　　大陆八九十年代赴北美作家群的生存环境较台湾50-70年代已大为改观，种族、文化的歧视压力相对减小，但是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过去”上。正如苏炜所言：“我的小说是83、84年写的，现在我回头去看相当幼稚，但里面也有个‘情结’，我称之为‘过去情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写的留学生小说，那里边的人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过去而活着的。这种过去情结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情结，是一种群体的重负吧。”这种重负压在漂泊者的身上，使他们远行的脚步变得特别犹疑。苏炜、查建英、坚妮、严歌苓等切身体验过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反右”、“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等，虹影、高行健的小说也流露出历史的创伤性记忆。而出国之后的“离散”经验使得“他们的跨文化经历不再是零散的、互不相连的碎片，而是可以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重新整合他们人生经验的片断”⑨。可以说，以苏炜、查建英、严歌苓为代表的八九十年代的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通过揭示大陆幽暗历史中个体的精神创伤，并由个人创伤性记忆折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由此展现了对故国忧患的反思与还原，并对故国历史的创伤性记忆中人性的丰富和多重生发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探索。

　　三、融合中的新变与文化持守

　　21世纪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成为了流动的符号，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北美华文文学在新世纪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在开放的视野中，作家们力图突破以往的格局，展示海外华人与异国人和谐相处、平等相待的从容与自信。张翎说：“海外作家这个名词越来越多地用于作家居住地域的划分，它与作家选择的题材，描述的手法，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公民”观念的确立，使北美华文文学在突破历史与现实、中西文化传统、原乡与异乡边界上做了有益的探索。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反映出作者崭新的历史、族群和文化观，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启示。

　　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海外定居的时间越长，他们对美国、加拿大社会的文化多元性与混杂性就越发有了更充分的认识。白先勇、严歌苓作品中人物族性身份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白先勇新世纪小说中，不仅仅有失根漂泊的中国人，还有中外混血儿、犹太人、爱尔兰人等其他种族的美国人。白先勇有意识地描绘出不同种族背景同性恋者在美国都会的相知相爱。虽然人物的种族背景变得多元混杂，但白先勇关注的人物大多仍与中国有关，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受到认同的困扰。

　　与白先勇的跨族书写相同的是严歌苓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作为边缘人的弱势群体族裔，如《茉莉的最后一日》中的拉丁老妪茉莉，《青柠檬色的鸟》中的墨西哥男孩佩德多，《小姨多鹤》中日本遗孤多鹤等。在小说《寄居者》中，除了华人，她还展示了犹太民族寄居的生存状态，作者要“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它种族的寄居状态”。在这方面，严歌苓做得十分成功。她将人类这种寄居的生存状态由个体推移到群体乃至种族的记忆，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每一个漂泊者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寄居者。所有的寄居者都处于所在国的边缘境地。严歌苓的小说表达了寄居者想融入主流的努力，但边缘和主流之间是一种隐性的心理距离，每一次想摆脱边缘的尝试都蕴含着无奈的牺牲和血的代价。

　　除了白先勇、严歌苓的跨族书写外。张翎小说对原乡和异乡的情感体验也非常具有超越“边界”的意义。与其他作家相比，在张翎的小说中。原乡和异乡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一系列交错、重叠的意象，二者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张翎不仅书写原乡温州的美丽和难以忘怀，而且，还把多伦多当作自己的家园，她不仅仅是温州人。中国人，她还是一个多伦多人，加拿大人，这与郁秀在《太阳鸟》中表现主人公双重身份，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同人的认同一致。白先勇、严歌苓、张翎、郁秀都属于超越种族、超越原乡与异乡的藩篱、关注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世界主义”者，是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中认为处于“第三度空间”的人。霍米·巴巴认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他指出固有文化的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极力倡导一种“混杂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白先勇、严歌苓、张翎、郁秀的创作，无形中成为诠释霍米·巴巴“混杂”理论的最好个案。

　　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在开放豁达的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以追求“文化混杂”为重要目标，许多作家开始对自我民族的文化命运进行了新的探索。黄宗之、朱雪梅夫妇《阳光西海岸》，笑言《没有影子的行走》等，都是在一种全球性视野中，以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移民作为描写对象，来重新思考本民族文化的定位，重新确认在“文化混杂”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王小平《刮痧》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刮痧》通过强烈的外在冲突来揭示异质文化交流的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小说描写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会导致对许大同一家的伤害。许大同的美国老板约翰·昆兰主动到唐人街以身试“刮”，体验了刮痧的疗效之后。才有圣诞之夜中各色人等的大团圆结局。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只有依靠了双向互动，才能带来多元文化的真正交流与沟通。《刮痧》让我们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它提醒作家在对中西两种文化有了更深入认识的基础上，重新确认和发掘本土文化的价值。也正是有了这一前提，华文作家们才能在新世纪里要求多元文化的平等互动。因为，世界公民的形成，除了应具有全球性视野外，还应有对自我文化意义的确认和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持守。《刮痧》正好吻合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诉求，才使《刮痧》这部小说和同名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

　　新世纪北美华文文学作家以追求“文化混杂”为最大目标，以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持守作为生命基点，以对异质文化的适应作为自己的生命内涵，显示出一种超越种族差别的无边界的人类关怀，来弥合不同文化的差异，来实现对世界主义的自觉追求。毫无疑问这是北美华文文学在新世纪呈现出来的最令人兴奋的文化新变。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公民”观念的确立，使海外作家与异国人相处时，变得更加从容和自信。

　　无论怎样，一百多年的中国人的“西方梦”，致使中国人大规模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迁徙，北美华文文学的产生，就是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人流动到后工业社会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结果，这种流徙和移民，是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靠近与融合的历史镜像，因此，北美华文文学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独特经验，记录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碰撞融合的清晰脉络和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