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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诗人在天国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神的世界：既写了天神，又写了人神；既写了神境又写了神物。这些突破了人神界线的非现实的、超人的描写，创造了意境：神境。正是在这种神境与人境中塑造了屈原的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崇高形象。这种神境表明：人间无同道，天国无真理。天国与人间同样清浊不分，忠奸不辨。诗人无可奈何，决定听从巫咸之劝：去楚求“合”，“远逝以自疏”。但正当诗人克服了重艰难险阻，飞行到光明灿烂的天宇时，“忽临睨乎旧乡”，这一下可不得了：“仆夫悲余馬懐兮，蜷局顾而不行。”故国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他。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既然去楚不忍，留楚又“国无人”，“莫足以为美政”，而屈原与那般党人之间的矛盾又不可调和，君王又始终不悟。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迫使诗人“将从彭咸之所居”，发誓以身殉国，悲剧结局。屈原言必信、行必果。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懐石，遂投汨罗以死。”在这里，屈原将人生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统一起来。春秋时早有“楚才晋用”的故事；战国时“忠臣去国，不污其节”，朝秦暮楚，乃司空见惯。况且，像屈原这样旷世奇才，又处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逆境中，离开故土，远适异国，以求出路，不仅是可能的，亦是可以理解的。但屈原决不这样做。他毅然作了毫不屈服、坚守自己理想高地的选择。可见屈原爱国精神之崇高，忠贞灵魂之美丽，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品格之伟大。这就是屈原形象的意义。
　　《离骚》塑造了这么多尘世人的形象与天国神的形象，尤其是成功塑造了屈原这一悲剧形象，这证明了《离骚》是一首成功的叙事诗。而且这部叙事诗，还带有神话性质。它的人物形象的描绘、情节的展开、场面的推进，用浪漫的手法，从历史写到现实，从尘世写到天国，从现实写到幻境，乘龙御凤，登天涉云、指令日神、月神、雷神，对话大舜、帝阍、灵氛，上下求索，追求理想，这正是神话特征。这正如列宁所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62页。）屈原也是这样。他没有力量同楚怀王及其党人一伙进行斗争只有通过幻境天国曲折表达他对美政的追求。因而描绘出一系列奇特的情节、奇特的环境、奇特的场面、奇特的人物形象，即使改编成电影电视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屈原这首诗从头至尾表现对自己政治理想----美政的热烈追求，按照传统说法，说他具有政治性，这固然不错。但哪一部文学作品没有政治性呢？《西游记》难道没有政治性吗？当然有的。但我们能因此说《西游记》是政治小说吗？当然不能。那么同理，把《离骚》说成是政治诗也不恰当。如前所述，《离骚》从整体框架上，以驾车云游为线索，写诗人上天下地，求神问卜，追求真理，实施美政，屡受挫败的悲剧故事，具有假托的性质。人们会问：屈原为什么采用这种形式？蒋天枢先生指出：“作者是在‘不愿显言’和‘不能显言’的考虑下，使用神话。”（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总之，《离骚》既不是抒情诗，也不是政治诗，而是神话叙事诗。萧兵先生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中，曾拿神话小说《西游记》与《离骚》相比，作出这样论断：“一部《西游记》便是如此构成。从故事表现的抽象型式看，《离骚》乃是同类作品的源头。这是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吸取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故事精华，采用类似手法的一个创造。”萧兵先生的此段论述不是等于明确论证《离骚》是神话叙事诗吗？
　　四
　　上面我们从线索情节方面；从语言行动、心理与细节描写方面；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以及从它的内容与形式方面，论证了《离骚》是一首神话式叙事诗。但长期以来，这么多人为什么众口一词，说它是政治抒情诗呢？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此事叫人不可思议。中国历史第一个伟大诗人的代表作、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首长诗，研究了两千多年，如此众多的人对它的叙事体裁作了误判，岂非咄咄怪事？
　　说怪也不怪。原因其一是：《离骚》本身具有强烈无比的抒情性。诗人内美外修，理想崇高，志薄云天。正当他满怀信心，“乘骐骥以驰骋”，为王“导夫先路”，实施美政理想之时，却遭到了一伙党人的攻击与诽谤，而楚王又“浩荡”、“信馋”、“数化”，致使美政大业失败，诗人也遭到流放的厄运。诗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其满腔悲愤之情，如火山爆发，借《离骚》之山口，喷薄而出，不可阻挡。司马迁是最了解屈原的，堪称屈原的知音。司马迁说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怨”气，这种悲愤之情，笼罩《离骚》的全篇，渗透于《离骚》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词。我们读者，包括一些学者在内，被屈原这种磅礴的怨气所征服，而其叙事的线索则如前所述似草蛇灰线，被忽略；其二按照传统观点，对诗歌重抒情、轻叙事。在世人眼中，认为抒情诗是阳春白雪，叙事诗是下里巴人。在唐诗宋词中，其抒情性的东西，不是占绝对优势吗？那些流传久远，富有哲理的诗句绝大多数不是抒情言志的句子吗？于是片面认为，只有把《离骚》说成是抒情诗，才能称之为经典；其三，古代不太重视文体的研究，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文史不分。直到梁代的萧统编《文选》时，第一个把文学与历史分开来。那么同是诗歌，他们更没有弄清叙事诗与抒情诗的区别；其四，《离骚》的结构宏伟、内容深邃、情节复杂、手法繁富、语言汪洋恣肆，整个《离骚》犹如一座硕大无比的艺术宫殿，一旦进人其中，未免令人眼花缭乱、迷离恍惝，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误读。更何况随大流、从众说的心态不乏其人。久而久之，人云亦云，习非成是，以致2000多年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确指出《离骚》是叙事诗，是神话叙事诗。虽有少数睿智者持有不同的声音，承认它的叙事性，但声音微弱，甚至微不足道。如北宋的晁补之，对《离骚》最早提出了“寓言说”，把《离骚》与庄子的寓言同等看待，虽不完全恰当，但他毕竟指出了《离骚》的寓言性，亦即承认它的叙事性。再如明代的汪瑗，他研究《离骚》的结构，首次提出了“驾车云游”的线索贯穿全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是证明《离骚》为叙事诗的重要论据。他还指出：以驾车云游之比助楚王行美政之大业，进一步发展了寓言说。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也认为《离骚》是“仙真人体的寓言诗”。这些学者既然承认了《离骚》是寓言，就承认了它的故事性与叙事性；更有姜亮夫等人承认《离骚》的自传性或传记性，那也就在事实上承认《离骚》是叙事诗，但他们毕竟没有对它作明确的判断。这是令人遗憾的。因此，《离骚》是政治抒情诗的观点一直在流行，简直是畅通无阻。
　　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东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亚里斯多德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法则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但终于被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推翻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也流行了一千多年，终于被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这样。封建迷信、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不是统治几千年吗？但现在我们生活中，现代科学、唯物论、辩证法不是已占主导地位了吗？因为科学终究是科学，真理终究是真理，事实终究是事实。现在到了恢复《离骚》神话叙事诗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我们连《离骚》体裁问题竟然搞不清，那就会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大打折扣了。我明白：才疏学浅、人微言轻的我，提出《离骚》是神话叙事诗的新观点，简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差不多等于向所有的楚辞研究者、向大学中学文科教科书、向一切工具书挑战。但屈原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精神在鼓舞着我，非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不可。愿得到广大读者、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教。我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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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闻一多.楚辞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