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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雨》是曹禺写的一首诗，是他出于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不可言状的憧憬”所写的一首戏剧诗。但在大学课堂上，这个作品经常被讲得面目全非。有的教授讲，“《雷雨》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揭示了它所依存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有的学者说，“《雷雨》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表明了资产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有的老师讲，“《雷雨》反映了五四前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它彻底地否定了那个人吃人的社会，昂扬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每看到这类观点，笔者心里总是疑窦丛生：如果《雷雨》真是旨在反映、暴露那些罪恶，它还有什么现代性或当代意义？当今的学生既不生活在封建家庭，也不是资产阶级，并且早已越过了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雷雨》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以反映论视角讲解《雷雨》，想必学生们会产生这类疑问。但是《雷雨》，就其根底而言，乃是可以影响人一生的伟大作品，对每一个现代人都有着切己的、重要的启示意义。

　　笔者曾多次对本科生、研究生讲解《雷雨》。我不会直接告诉学生，该剧反映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而通常采取一种曲折的方式，先是抛给学生一些疑问（比如《雷雨》中的第九个角色是谁？为什么说《雷雨》是一首诗？），以引发学生深入了解《雷雨》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一点点、一层层进入《雷雨》的情境中去。先从戏剧情境的营构、发展，讲到戏剧情境的翻转、中止，让学生领略该剧情境运动的全过程；然后仔细从剧中人物的处境，分析其各自的动机与动作，再阐发主要人物的内心流程，让学生如临其境地感受主人公的内在生命运动。走完这个过程，回过头来看，会发现《雷雨》实质上是通过设置一种危机四伏、愈显逼窄的戏剧情境，高度浓缩地展现了周朴园一生的三个阶段（从一个满怀理想的留学生，蜕变到残忍冷血的资本家兼冷酷专制的家庭暴君，再转变为沉静忧郁的忏悔者），并着重表现了周朴园在此三个阶段的内心伤痛、悲哀与反省、忏悔。第四幕有一场戏特别关键，它仿佛是该剧的“枢纽”，也透露了该剧之“天机”。在这场戏，周朴园深夜独坐客厅，回想起白天里侍萍的出现与控诉、蘩漪的蔑视与反抗、大海的仇恨与诅咒，内心里开始感到虚弱，感到不安。他开始感到“人间的事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作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尤其是侍萍的再次到来，让他感受到冥冥中命运的打击。原先“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周朴园，现在再也没有以前的信心和底气了。面对不可知的、隐隐让人感到恐惧的命运，他开始“退缩”：从恶胆退向良心，从魔性退到人性。最后两个儿子死去、两位妻子变疯的残酷结局，更是让他感到命运的神秘力量与自身的累累罪行。他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忏悔者？为什么要把周公馆捐献给教会做医院？是要表明他还良心未泯吗？从剧作整体来看，曹禺如此安排，是要探索人性与人的命运，并为自己并通过自己为每一个人思考：人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才能活出意义来？

　　周朴园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是特别发人深省的。他并非本性很坏的人，他的蜕变几乎是合情合理、而且颇具普遍性的，正是这一点触目惊心。当初，周朴园从德国留学回来，满脑子自由、平等的观念，大胆地撇开当时的等级偏见，勇敢地与仆人侍萍相爱了。他当时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家庭压力可能远远大于30年后周冲所遭受的压力，但他比周冲坚强多了，即便家人反对他还是要跟侍萍相爱，不止相爱还要同居，不止生第一个儿子还要生第二个儿子。在1895年前后，敢于那样做的男人是极少的。于此可见周朴园的真诚与坚强。但在一个现实社会（而非心造的理想社会）中，人性究竟可能是什么？有多少人能始终保持灵魂的纯洁与高贵，从不堕落、从不蜕变？只要脑子清醒一点，对此是没法乐观的。那个时候，曹禺已清楚地看到，人性虽不见得本恶，但多数时候是比较软弱的，容易被现实所改变；现实就像一个大染缸，每一个充满理想的人落在里面，几乎很少不经由幻灭、悲哀而逐渐变色、变质，染上大大小小、性质不一的污点。（1）总之，身处现实中，“作人不容易”，第一步似乎就必须经历“人性的异化”（走向人性的反面，走向兽性或魔性）。于是，理想幻灭后的周朴园在痛苦的淬炼中蜕变了，他开始通过不断作恶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是经历过那种内心伤痛后，周朴园不惮于故意淹死2200个小工，通过克扣小工的抚恤金来攫取他的第一桶金；也正是经历过那次蜕变后，周朴园不惮于让警察直接向大群罢工者开枪，而且打死了人不给抚恤金。然而，作恶不但无法持久（总会不断遭人反对、反抗），而且始终令人恐惧不安。周朴园一度似乎“毫无顾忌，敢做坏事”，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忘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天命；因此他作恶于前，忏悔于后，用道德面孔把自己包装起来。但这样仍然不能逃脱天命的惩罚，毁灭性的打击还是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最后周朴园子亡妻疯，真个是落得“绝子绝孙”的结局。至此，周朴园所代表的人性发展路线走到了死胡同。反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可以说，这一人性发展路线是相当普遍的，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那上面走着。但其实，这一路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早在1933年曹禺就以艺术形式彻底否定了它。

　　曹禺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们，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在剧中，周朴园可谓是最精明的人物，但也正是他，不知不觉中做着断子绝孙的愚蠢事。他的悲剧性结局，不仅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挥之不去的“命运感”，更启示人们去思考：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无形的秩序或制约人类命运的天人之道？人究竟怎样才能不做愚蠢事，从而超拔于“可怜的动物”之上呢？人类有可能永续发展吗？这种思考，会逐渐把学生带向作品的形而上学质，带向生态智慧的领悟，最终带向生态人格的建构。

　　当年巴金看了《雷雨》之后，他的感受就不是该剧暴露了什么罪恶，也不觉得该剧的故事“很混乱”，而是想到自己该怎么做人。在《怀念曹禺》一文中，巴金说：“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3]221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巴金确实是真正进入了《雷雨》的情境，真正读懂、读通了《雷雨》，并且领悟到了它的形而上学质；正是这种充分的感受与领悟，使得他真正敏感到该剧的终极关注，敏感到艺术家的灵魂之光，这样他才会与曹禺产生深深的共鸣——否弃周朴园所代表的人性发展路线，而寻求更能持续发展的、利人利己的人生道路。

　　这个从形式进入作品内质、人物内心与作家心灵的过程，就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而讨源”的过程，也就是“审美”的过程；而审美过程中的深层共鸣、感通，则可以说是一种发现珍宝、感受灵韵的过程。在巴金看来，曹禺是一个心灵中深藏很多宝贝的人；他那些宝贝，是他关于社会人生思考的结晶，是高级智慧的结晶。能否从作品中看到深处的光源，敏悟到其中深隐的高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以及讲解的成败。以笔者的体会，这个过程讲解得越细致，带给学生的感悟越多，教学效果往往越好。在此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给学生一些理性认知的结论，而是让学生层层深入地进入戏剧情境，注意戏剧场面中那些感性的生活细节，由此逐步进入人物的内心，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最后通观全剧，领悟其深层次的意味与灵韵。只要学生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审美过程中能够“入情入心”、“动情动心”，那么他（她）的心灵就会逐渐受到感化，就会开始独立思考一些关乎自我、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如此一来，学生的精神就会逐渐成长，人格就会逐渐完善；如果青年学生的内在精神能朝此方向不断成长、完善，那么新的民族精神就有望形成。以审美代宗教，以艺术铸族魂，亦将未必为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