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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元代宫大用在其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将《后汉书》中张劭为范式“设馔”的情节演绎成为了范张的“鸡黍约”场景。宫大用其人在《录鬼薄》中有载，它的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现存五种本子，其中包括有破损的元代刊本和明代《元曲选》本。排除体裁风格的限制，元杂剧中所讲范式之事的故事主体与《后汉书》范式传记所录的前两件事，即是范式与张劭交往之事的内容并无过大的出入。故事文本内容上的变化主要在于加入了一定的时代印记，即增加了孔嵩与王韬这两个人物，并在杂剧的第一折中加入了不少讽刺当时官场仕人的内容，而最终又使范式得吏部尚书赏识，官拜御史中丞。孔嵩与王韬的故事线主要在第一折和第四折，讲述毫无才学但有高官撑腰的王韬偷偷霸占了有国士之才的孔嵩的万言长策进而得官，而终又被贤明的吏部尚书所废的故事。

　　第三个阶段是“鸡黍之交”故事文本内容产生较大变化的阶段，同时也是本文的核心所在，以《欹枕集》和《全像古今小说》为代表。《欹枕集》收录于现今通行的《清平山堂话本》之中，而我们现今所见的《清平山堂话本》实际是明嘉靖时人洪楩编刻的《六十家小说》的残本。据谭正璧先生考证，《六十家小说》共分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各五篇。每集各有题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及《醒梦集》。其中《欹枕集》是马廉先生在国内偶得的天一阁范氏藏本，上下二卷共存七篇话本小说，有不同程度的损佚，而《欹枕集》上存有“羊角哀死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两个残篇。“死生交范张鸡黍”篇仅存后四页，前三页亡佚。而冯梦龙编撰于天启年间的《全像古今小说》则在日本保存有两部完整明刊本，其中的卷十六即为“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一文。

　　然而由于《六十家小说》与《全像古今小说》皆收有宋元明三个不同时代的话本小说[1]，故关于“死生交”这一话本小说的产生年代也存在着一些争议。谭正璧先生的《话本与古剧》中依据《宝文堂书目》中有其存目而将其归入宋元旧本，而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其列入“明清小说部甲”一类，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中则推断其为明人话本。由于《宝文堂书目》成于嘉靖年间，与《六十家小说》大约同一时期，且现存29篇的《六十家小说》除去《雨窗集》的五篇，其余皆可见于《宝文堂书目》，然而《宝文堂书目》中只有存目并未标注刊本年代及内容，故不足以证明“死生交”话本的产生时间。然而对比《欹枕集》残本与《全像古今小说》本“死生交”一篇的文本内容，则会发现二者在故事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却与元杂剧本《死生交范张鸡黍》相去甚远。在《欹枕集》与《全像古今小说》本“死生交”故事中，张劭救了范式性命，范式与张劭定下鸡黍之约后相别，却由于忘了相聚日期而自刎赴约，张劭则为之送葬后选择自刎以报，对最初版本的故事内容做了极大改变。同时，由于话本小说源于说话艺术，就艺术形式而言，说话艺术与杂剧同属于民间俗文学样式，因此不存在之前提到的《焦氏类林》所取范巨卿一事近于《后汉书·独行列传》的问题，又由于《欹枕集》残本的文字存在一定疏漏，语言朴实，少有修饰痕迹，较为近于话本原始形态，因此笔者认为“死生交”话本为明人话本的可能性更高，而其在故事文本内容上做出的诸多变化则有其值得深思之处。

　　二、思想及艺术性的变迁与升华

　　要探讨“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的思想及艺术性，就仍要从其故事最初的版本入手。《搜神记》在现今虽然常被定义为小说一类，但作者干宝作书之时却是以写史的态度撰写的，而《后汉书·独行列传》更是属于史传文学一类。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中就曾指出范晔《后汉书》中的《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有“表死节褒正直”“重仁义贵守节”的特点，若细观《独行列传》中对范式生平的记述，就会发现后世小说中大做文章的“鸡黍之交”一事在《独行列传》中只是为了塑造范式重仁义可为“死友”的“信士”形象，肯定这种仁义守信之士多会功成名就。而元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虽用了大量篇幅突出描绘“鸡黍约”，但究其目的则是要通过讽刺时弊、盛赞贤士的方式，强调为官之道，所以，其在第一折中批判为官之人“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之徒，而到第四折结尾处则称赞孔嵩“国士无双”，让范式与孔嵩这等贤才皆得赏识。与之相对，《欹枕集》与《全像古今小说》本“死生交”小说则对故事文本内容做出了极为明显的改变，从而使其思想主旨产生了巨大变化，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所提升。

　　在思想主旨方面，小说并未落入以往故事追求功名利禄的套路，而是强调至情，强调恩、情、义的交融，轻视功名，轻视生死，这种无情而生不如为情而死的思想并未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小说似乎是在试图通过对这种泛化的极致感情的称赞来实现它对现实人世的劝谏与教化。而若将这种极度重情的倾向延展到小说的艺术性方面来看，则会发现其对历史故事所进行的戏剧性虚构，实际上是尽可能地抽离了人的肉体与物质的影响，从而强调绝对的感情和信念的力量，并通过诗词的艺术感染力将小说的悲剧性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在《欹枕集》残本中，这种倾向的表达还只是略有体现，那么《全像古今小说》本对整个故事的细致刻画以及增加和改写的诗词部分则已充分展现出了这种新的面貌。

　　如前所述，《欹枕集》中“死生交”残本的故事文本内容与《全像古今小说》本完全一致，差别只在诗词与极个别文字。其中，范式与张劭不再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贤能士大夫，而只是两个读过些书的市井小人物，他们虽然一度尝试应举，但未能如愿，后也未见有什么遗憾，如文中张劭所说“大丈夫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而在二人各自归家之后，一个继续读书，一个经商养家，至死不曾为官，而其死后授封的官位与封号也不过是寥寥几笔带过，仅仅作为对二人行为事迹的肯定，以供后人念想罢了。

　　与之相对，小说之中对范式与张劭的感情描写与铺垫却较史传和杂剧本为多。史传与杂剧本对范张相识相交的过程未曾着墨，而小说本则对此过程进行了细致的铺垫。范张二人相识于应举途中的旅店，而此时范式重病，张劭不惜放弃了应举的机会对其细心照料，范式病愈后二人更是一见如故，结为兄弟，相伴半年后定下鸡黍之约。由此可知，在小说中范式与张劭并不仅仅是相互信任的同学，张劭对范式有救命之恩，这也就使得范式对张劭的情感从一开始便是复杂而深刻的，混合了感激与惺惺相惜，介于恩情、友情与亲情之间。所以小说中在二人分别时插入了这样一首诗：“手采黄花泛酒厄，殷勤先订隔年期。临歧不忍轻分别，执手依依各泪垂。”却不显得突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插入的几首诗在感情的渲染上作用极大，并且就文本来看，这几首诗是《欹枕集》中所没有的，是《全像古今小说》中做出的改变与修饰，而这种改变在后文还有多处。

　　例如在范式自尽并以鬼魂形态赴约，与张劭相见之后，文中插入了这样一首诗：“风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叙旧盟。只恨世人多负约，故将一死见平生。”其中“只恨世人多负约，故将一死见平生”一句感情极为充沛，把范式自尽的可敬可叹之处一语道尽。若没有这首诗，那么范式的自尽难免让人觉得有其不近情理之处，而有了此诗的渲染与解释之后，范式的自尽赴约就让人觉得弥足珍贵了。此后，张劭动身前往吊唁范式之时也插入了一首诗：“辞亲别弟到山阳，千里迢迢客梦长。岂为友朋轻骨肉？只因信义迫中肠。”可见张劭此时对范式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范式是他的朋友、知己、结义兄弟，而范式的死是为了守他们二人的约定，这无疑更加重了张劭的痛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范式自杀之后，张劭在前往吊唁之前就已有了自尽之意。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在张劭祭拜范式后自杀时，补入了一段张劭写给范式的祭文，其中有语道“故友那堪死别，谁将金石盟寒？丈夫自是生轻，欲把昆吾锷按。历千古而不磨，期一言之必践。倘灵爽之忧存，料冥途之长伴。”无疑将小说的悲剧氛围推至了顶点。对比元杂剧中范式写给张劭的那篇四平八稳的祭文，此段话的感情如此浓郁，甚至不禁让人想起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言语。小说的收尾之处，《欹枕集》本以两首平淡的五言诗作结，试图突出范张之间的“恩义高情”，而《全像古今小说》则删去了这两首诗，改为极富感染力的“踏莎行”一词，写到“千里途遥，隔年期远，片言相许心无变。宁将信义托游魂，堂中鸡黍空劳动。月暗灯昏，泪痕如线，死生虽隔情何限。灵輀若候故人来，黄泉一笑重相见。”在这首词中虽也提到了信义，但核心却是一“情”字。由于此本在文中明确地写出了选用此词的缘由是“惟有无名氏[踏莎行]一词最好”，故在笔者看来小说全文的题眼也正在于此，它所着力强调的是一种极致的超越功名利禄、超越生死、超越时间的感情，是一种泛化的不拘泥于爱情的厚重而复杂的情意，而此种至情唯有在悲剧中才能实现它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