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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奥古斯丁关于上帝、圣经的论述可理解为阅读的寓言，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有着许多互相印证或值得阐发的地方，《忏悔录》的写作方式和他提出的系统解经方法也为讨论德里达的阅读观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阅读理论阐释文本神学解构主义

　　在确立基督教正统神学的奥古斯丁与质疑一切制度化宗教的德里达之间，存在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德里达与本宁顿合著的《环告录》（Circonfession，英译Circumfession）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不可翻译的标题隐藏了德里达对奥古斯丁的矛盾心态。首先，他影射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es，英译Confessions），暗示了两者的某种亲缘关系。Confessiones译成“忏悔”并不准确，遗漏了它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见证”。奥古斯丁通过叙述自己的过犯和皈依经历，也是在用生命见证上帝感化人心的奇迹。德里达虽然不信宗教，但“在[他]的生活中，上帝仍然以其他名称存在”。其次，circum这个拉丁前缀（意为“环绕”）也有多重作用。它是circumcision（“割礼”）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德里达书中的童年记忆是围绕割礼所代表的犹太文化展开的，用circumfession取代confession，体现了他自己身上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分裂与冲突。我们甚至还可以据此推测，circumfession也表达了德里达（至少在潜意识层面）“绕过”（circumvent）或者摆脱奥古斯丁这份沉重遗产的渴望。事实上，这也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尝试做的。如果说奥古斯丁竭力构建的是一个宏大庄严的神学整体，那么德里达《环告录》的写作方式正是在拆解这种整体性（totality）。他和本宁顿的协议是，本宁顿以评论者的身份撰写关于他作品和本人的“学术”文本，德里达自己撰写的“自传”文本附在下方，以此动摇前者“神学式”知识系统的“稳定性”。

　　德里达与奥古斯丁表面的相似性在书中已有充分体现，但两人更深层的相似则贯穿于他们的全部作品。不仅奥古斯丁系统提出的阐释理论有诸多地方可与解构主义相互印证，他对上帝和圣经本身的论述如果解读为阅读的寓言，也会从令人惊异的新角度澄清德里达的一些貌似极端的观点。当然，身为虔敬的基督徒，奥古斯丁最终为自己设定了意义游戏的边界，但德里达不愿设定边界的做法恰好也是一种边界，它和奥古斯丁的策略一样，人为地划出了阐释的禁区。

　　一、预表论与意义的预定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有意遵循了预表论（typology）的写法，从而让自己的个人经历获得了普遍历史的意义。预表论是早期基督徒中盛行的解经方式，它用新约的神学体系来重新阐释旧约，将旧约中的记述视为新约事件的象征和预示，使得旧约摆脱了犹太权威传统的束缚，成为与基督教教义一致的“合法”经典。这种方式可以抑制圣经中彼此矛盾的局部解读，将新旧约中的众多意象串成链条，避免意义的偏离与发散，确保核心教义的安全。奥古斯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仅用新约解释旧约，而且在个人经历的记述中大量穿插了圣经的文句和意象，这样他生活中的事件就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神学事件。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无花果。在《忏悔录》第八章，奥古斯丁描绘自己痛哭的情景：“我扑倒在某棵无花果树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学者对这里隐藏的预表结构做过分析。他指出，奥古斯丁的无花果树背后是新约的元花果树，耶稣曾对门徒说，要确定末世的时间就看无花果树；新约的无花果树背后是旧约的无花果树，先知弥迦曾预言，犹太人获救时，每个人都会坐在无花果树下。不仅如此，在《忏悔录》内部，这棵无花果树还指向第二章他犯下悖逆之罪时的那棵梨树。通过这样的呼应，奥古斯丁让自己生命内部的事件也具有了预表特征，并把自己的皈依纳入了整个人类的救赎进程。

　　德里达在《环告录》中同样借用了预表论的方法，只不过充当预表（type）的不是圣经事件或意象，而是奥古斯丁本人和他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随处引用圣经相似，德里达也在书中不断嵌入《忏悔录》的拉丁文本。他刻意突出的自己与奥古斯丁相仿的经历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昨日的奥古斯丁便是今日的德里达。

　　预表模式意味着在具体的阅读行为展开之先，我们已经按照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印证自己既有观点的心理需要）预定了本该在阅读终点才呈现的意义。以圣经为例，一旦我们确定了将献祭羔羊视为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表，旧约中的相关事件（特别是亚伯拉罕献祭以撒）就被封杀了其他的解读方向，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它的意义。《环告录》中的核心事件割礼也是如此。它原本是许多古代民族中间流行的一种仪式，用于成人礼、婚礼或者祈祷丰收，但在《创世记》中它却成了以色列人与上帝订约的标记。从此，它便获得了精神性的内涵，新约时代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循犹太律法的争辩其实是它的延续——可以概括为“肉身割礼”与“精神割礼”之争，其思维框架早已存在。

　　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论事先设计了关注和忽略的因素，在阅读时倾向于选择性失明。即使没有明显信念的读者，也会在既有思维模式和人生经验的影响下，不知不觉走向与起点相仿的终点。换言之，我们所谓的意义往往是“读入”的，而不是“读出”的，只有极其警觉的读者才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这种循环论证式的阅读。我们希望阅读能够反复印证那个终极预表——我们自己的观念体系，一旦这个预表受到威胁，我们就容易放弃阅读。

　　然而，预表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预定意义的同时，也暗示了意义的开放性。首先，预表的应验往往事后才能知晓，并且可以不断有新的应验，因此指向无穷远的未来；而一个预表本身也可能是更早预表的应验，因此也指向无穷远的过去，这使得意义在时间上不断延宕（temporization）。其次，同一个事件可以理解为不同的预表或者预表的应验，这意味着意义在空间上也不断分散（spacing）。而延宕和分散恰恰是解构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力量——延异（differance）——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