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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上帝希望人们通过阅读圣经来理解和接近袍，就应该让这本书通俗易懂才对。但在奥古斯丁看来，圣经之所以如此隐晦，是为了避免信徒犯下拜偶像和僭越的大罪。上帝是至高的存在，不会直接向我们显明，只能通过符号（宇宙万物和语言文字）来传递袍的信息。但在追寻上帝的过程中，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某个符号（例如摩西时代的金牛犊）视为上帝的化身，加以膜拜。然而，最危险的偶像不是这类可见之物，而是我们现有的对上帝的理解。人的自恋倾向会把这种理解本身（其实也是把自己的智力和灵性）树为偶像，这样就同时犯了拜偶像和僭越的大罪。圣经深奥难测，是在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人的智慧永远低于神的智慧，神的真理永远不可能被人全部掌握。奥古斯丁的第二条理由是爱（caritas）。爱是需要时间的，爱上帝更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珍惜过于迅速得到的东西，基督徒的生活总是面临着提前封闭的危险，因为他们总是相信期待的终点已经达到。隐晦确保了“学习圣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透彻领悟的一个瞬间”。爱要求忘我，“追踪圣经符号的复杂联系，永无休止地破解上帝含混的启示因此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无尽的追寻也符合基督徒在世上的状态。按照正统神学的观点，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只是一个过渡，只是为进入天国所做的准备。圣经的难解使得信徒无法在此生的某个时刻就找到精神的终点，从而因为满足而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把圣经替换成德里达所说的“文本”，而把上帝替换成“意义”，那么上述解释也阐明了解构主义的阅读伦理。正如上帝不会直接向我们现身，与文本完美对应的“意义”也不会在场。文本的“符号”就是推迟的“在场”，“但只有在它所推迟的在场之物的基础上，符号才可能存在，而且它会向着这个在场之物靠近，并试图重新据为已有”。这个所谓的“在场”就是预设的“意义”。德里达所批判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总是希望终止这个永无终点的进程，从而让“意义”安顿下来，并凝固成真理。但与满足于圣经的某种阐释相仿，这也是拜偶像和僭越的行为，或者是他所称的“理性的独白”、“光的孤独”，“令人窒息的自以为是”。与此相反，拒绝将预设的意义强加于文本，做一位高度警觉的读者，耐心细致地与文本进行交流，与基督徒反复阅读圣经、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相似，也是一种爱的行为，或者用解构主义的语汇说，这是一种把他者真正当作他者的“客道”（hospitality）。解构主义不仅强调误读，而且强调重读，因为文本的他性（alterity）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穷竭其意义。同时，不断变化的现实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迫使我们一再回到古人的著作中寻找灵感。

　　五、意义之锚与文本之网

　　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堕落之后的人类已经基本丧失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可能，“活生生的语言”不复存在，人只能借助死的文字符号揣测上帝的意旨。除了极少数人能直接获得上帝的特殊启示外，我们不可能越过人与上帝之间的这道鸿沟。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充分认识到了人类语言的局限。例如，语言甚至表达不了上帝不可描述的性质：“如果我所说的东西不可描述，它就不能说出来。因此，我们不可说上帝不可描述，当我们这么说时就已经在描述了。矛盾的表达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不能说出来的东西才可称为不可描述，那么能被称为不可描述的东西就并非不可描述了。”语言的根基是脆弱的，甚至圣经的“神圣词语”都不能摆脱人类语言的先天缺陷：“我们只准备从人的角度考虑和讨论这类符号，因为即使是上帝赐予的、盛放于圣经中的符号也仍属这一类，毕竟它们是人写下来才呈现给我们的。”∞因此，语言就意味着流放，意味着远离上帝。

　　但这样的认识并未让奥古斯丁陷入悲观，他仍然深信上帝的道（Logos/Word）成肉身确保了圣经文字的最终归宿。虽然圣经只是我们理解道的工具，并不具备道的完满，但它毕竟提供了一条重回上帝身边的路。奥古斯丁认为，由于语言的局限，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严格的解经方法，用意义之锚固定随意漂荡的语言之舟。

　　圣经中隐晦、歧义、字面矛盾之处甚多，奥古斯丁认为，阐释的根本原则是用上帝的核心诫命——爱上帝、爱邻居——来验证和统摄所有的解读，任何与此相冲突的理解都应抛弃。在此总原则之下，他又设计了许多具体的阅读方法，例如查阅逐词对应的译本，考察前后文，对比语境相似文字却更明晰的段落，利用其他领域的知识，等等。概括起来，奥古斯丁的解经方法就是依靠语境：圣经的内部语境、基督教的信仰语境和人类文化的语境，其中信仰语境是核心，因为“圣经所教，爱而已”。虽然圣经的文字本身并不能确保意义的传达，但圣经背后的上帝和人类文化的整体却为它提供了担保。

　　从德里达的立场看，奥古斯丁的方案显然是不彻底的，语境只是将文本的牢狱放大而已，并未将其从预设的意义中解放出来。既然奥古斯丁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何不将这种局限视为语言的优点？没有意义难道不意味着无穷的意义？德里达眼中的文本都是互文文本：“……一篇‘文本’不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写作集合，不是一本书所包含的或书页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它是一种差异作用下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踪迹编成的织物，这织物不停地指向其边界之外的东西，指向其他由于差异作用而形成的踪迹。”边界消失了，文本成了宇宙，确定性的缺席换来了意义的无穷游戏空间。按照德里达的标准，奥古斯丁表现出的是卢梭式的、否定的、忏悔的心态，而他自己推崇的是尼采式的、肯定的、狂欢的心态。锄

　　然而，德里达真的更激进吗？如果奥古斯丁被基督教的教义束缚，德里达同样也被解构主义的信念束缚。互文虽无边界，但在实际阐释中，他其实仍然受制于三大语境：作品的内部语境、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可称为阅读倾向）和人类文化的语境。

　　六、上帝创世的悖论与作者/作品的关系

　　无中生有的创世论（creatioexnihilo）是基督教神学的正统教义，也是犹太宇宙观与古希腊宇宙观根本不同的地方。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已经意识到这条教义隐含的悖论。他是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分析上帝创世的。奥古斯丁的逻辑是，既然上帝创造了天地，天地又代表了空间的全部物质现实，那么空间和空间的逻辑本身也是上帝所造。这样一来，在创世之前，上帝既不可能在空间（尚未形成）内，也不可能在空间外（“外”也是空间逻辑）。时间问题与此类似。创世论的教义规定，时间是上帝所造，自然的推论便是在上帝创造时间之前不可能有时间。如果创世之前没有时间，那么上帝创造时间便不是按照时间的逻辑，与时间的关系也不是时间关系。这意味着上帝不可能“先于”时间，因为“先于”是时间关系。按照奥古斯丁的矛盾说法，“[上帝]并非在时间中先于时间。”如果上帝既不在空间之外，也不在时间之前，那么袍在哪里？奥古斯丁没有直接回答，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上帝与时间和空间同在，因为袍无时无处不在，这种在不是“内含”（in）的关系，而是“伴随”（with）的关系。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与被造之物（包括时间和空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一个时刻，只有造物主，没有被造之物？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他并不自信。因为它与上文的时间分析相冲突。上帝不可能“先于”时间存在，因为“先于”已经掉进了时间的逻辑，所以如果上帝创世是无中生有，祂就不可能独自先于时间存在，而只能与被造之物同在。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若要保持无中生有的能力；就要“依赖于”被造之物。不仅如此，由于因果关系也要在时间中运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就不能是被造之物的因，被造之物也不能是上帝的果，因此也获得了相对于造物主的某种“独立”。创世的上帝虽是被造之物的主人，被造之物却不是袍的奴仆。被造之物一方面自由地存在，一方面仍要向造物主这一绝对的、不可把握的他者敞开，因为没有两者的联系，被造之物便不能存在。这样的“自由”似乎令人惊讶，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善与恶的意志“只有在无中生有的世界中才能存在”，因为只有摆脱因果的锁链，才能有真正的自由、责任和伦理。

　　上帝与被造之物的这种关系显然可以投射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在一些西方语言中，创世与创作恰好是同一个词，因为它们都是“创造”。德里达在论及创造时说，无论我们是否保留其神学色彩，任何创造的概念都会让“任何不是纯粹的创造”（例如通过技术实现的变形和重组）、“与之相伴的所有社会经济、制度和科技条件”以及“所谓创造的支撑结构”成为第二位的、边缘性的因素。不仅如此，创造“不能有既定的程序”，“不可能事后复现”，“似乎无中生有涌现的、自然的、天才的东西……应当将这样的创’造从任何程序中分离出来”，因为创造意味着“断裂、不可预见、惊奇、侵入、变异”，意味着“未来以最不可驯服的方式到临”。德里达笔下的创造与奥古斯丁书中的创世具有相似的特征。即使在讨论文学创作时，德里达呈现给我们的也是无中生有的图景。他说，艺术的宇宙“只表达万物之外的过剩，或者说万物得以在语言中呈现和创造出来的本质上的无……只有纯粹的不在，不是此物或彼物的不在，而是无物存在却又蕴含万物的不在，能够激发灵感，或者说能够产生作用，并促使人去创造”。在这里，作者扮演的角色显然类似上帝，虽然与上帝不同，作者面前已经有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和人类的文化传统，但德里达暗示我们，创造的真正源头不是这些，而是世界的源头——无。只有接通了这个源头，作者才能创造出突破传统的东西。

　　确立了作者与上帝的这层关系，奥古斯丁的悖论就成了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悖论。作者创造了作品，因而是作品的主人，对作品这个宇宙而言，如同无处不在的上帝一样，作者也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不能说作者死了，作为创造者的作者永远与作品同在。但是，正如被造之物拥有相对于上帝的自由，作品也拥有相对于作者的自由，作品不是作者的奴仆，它也有类似于人的自由意志——体现为语言本身的自由（踪迹的自由、互文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既依附于作者，也是独立的。同时，作品虽然是作者所造，对于作品而言，作者仍像上帝一样，是绝对的、不可把握的他者，因为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穷尽作者。作品和阅读作品的读者，就如同宇宙和阅读宇宙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抵达作者和上帝。即使读者可以求助于“作者本人”，此“作者”也非彼“作者”（创造者）。更奇特的是，正如上帝虽与宇宙同在，却不在宇宙之中，否则就受制于空间逻辑，从而失去造物主的地位；作者虽与作品同在，却不在作品中，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幽灵般的存在，但却永远不能停下来说：瞧，作者在那儿！

　　结语

　　德里达与奥古斯丁的关系极其复杂，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学界内外，德里达常被贴上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标签。事实上，他一生所做的恰好是向我们展示，我们对传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文本不可穷竭。两千年的阅读并不能让我们比古人更有资格谈论柏拉图，1500年的阐释也不能让我们比奥古斯丁更接近圣经的真理。洛万·威廉斯有个比喻，作品如同剧本，阅读如同表演，每次阅读都是把剧本重新表演一遍，读者不同，导演不同，所以剧本万古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