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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十年间，清朝勋贵、汉族士大夫共组的清廷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而且较为轻易地速成。作者认为，从帝制到共和，五千年之大变，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了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得朝野面临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作者通过对官制改革的精细考证，指明清季改革本是外向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应对“强邻环伺”，但是由于财力不济、人心浮动，很多改革举措“急进”不仅甚难，且可能引发更大问题。最后，中央与地方之间，从新政到宪政的推行，大致都经历了一个从遵循到被迫敷衍的过程，改革最终失败。然而，所谓“上下徒存敷衍之心”的局面背后，实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困境，即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轻松速成，此时，暴力革命反而成为了最为快捷的转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