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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降：

 

　　豺乃祭兽，草木黄落，蛰虫咸俯。

 

　　让一个旋律持续地重复下去，伤感就会出现——此刻，连续几个小时的播放迪里拜尔的《塔里木》，悲伤就在房间里萦绕不去。

 

　　听蒙古民歌。一支民歌是一个民族心性最终的果实。一支歌比一部史书更真实。一个草原帝国陨落了。铁蹄征服下的坚固版图像草原上的云一样飘散了。英雄史诗被异族的历史书写改写为蛮族入侵中最野蛮的一章。然而，马头琴比长矛拥有更深的真理，渐渐地，英雄史诗被无声的旋律溶化了。一个民族的歌声升上人类心灵的天空。感人肺腑的歌声无可反驳。它在一遍遍诉说着杭盖、克鲁伦河、额吉和故乡时是在诉说着一个失落的草原帝国吗？历史书写可以伪造，献给权力的颂歌体要具备一点动人肝肠的音质必须不知廉耻地盗窃草原民族的颂歌曲调。那曲调既不是监狱的恐吓也不是功名和赏金所能够威逼利诱出的。是热爱和怀念。但词语廉价，唯旋律是真理。曲调形成了，这是构筑在永恒时间和声音之上的辽阔，那是再也不会被毁灭的事物，直至世界末日。

 

　　听着《秋天里的玫瑰》，你知道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每一个人都为另一个人带来了无限的悲伤、羞耻、回忆，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活得多一些智慧？在人们的心里弥漫着多少痛苦？他们变得如此深情，如此敏感，只是为着感受更多更深的悲伤？这一切有意义吗？这一切会凝结成一种智慧的遗产传递下去，或只是传递被痛苦打动的感受，这些感受复制着感受，悲伤浸润着悲伤，他们接受了文化，人们唱歌、读书、最终只是为着感受更多的痛苦？人类的悲伤中能够有救赎的证据吗？我能够找到另一种证据吗？“秋天里的玫瑰”一阵阵痛苦袭来，不可抗拒，比任何一种独裁更难以抵御。

 

　　你从年轻时代回避情感文学，回避流行歌曲，你回避自身的年轻和青春，转而阅读理论和哲学以逃避青春与情感的折磨：决计忘记而不是唤醒那些折磨人的感受。而今你已过天命之年，未曾想到一些流行歌曲还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撞击力。可是这一次，不是从青年时代的经验，而是对生活与感情的“晚期风格”的预感。这应该是经过了“启蒙”的情感。

 

　　情感不会让人平静的生活，一种激情忽然来了忽而走了，激情对自身与情感的相关者都构成巨大的力量，被幸福激动或被痛苦折磨。激情和真挚的感情常常揭示出人的生存自身飘浮不定的属性，使人处在充满危险和危机的状态。激情通常就是一种危机状态所激发的。儒学、理学或其他文化类型中的古典思想之所以主张要以理性主导情感而非受激情支配。近似于斯多葛的思想通常是历经情感磨难的老年人发明出来提供给年轻人的，或许恰恰是出于对人自身的仁慈与同情。不幸的是，一个人该去经历的磨难并不能由经历过的人们的忠告而得以幸免。这一轮回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极其类似命运般的感受。

 

　　你喜欢听音乐，致命地迷恋某种声音，你的命运是要嫁给一个耳朵的恋人？而此刻，与你相反的人正陷入一场视觉的激情戏剧。或许此刻还有人热吻着肌肤的火焰。而我则沉溺在词语谜一般的修辞感受里。这些词语恰恰是“声音”“看”，肌肤“接触”，和它们之间相爱一样的缠绕。或许，我就是人间最愚蠢的一个，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一种虚拟的命运。

 

　　与情感一样，意识化的生存也是人的原始不幸之一，意识让人从自然中被放逐。身体合一的时刻有可能成为一种返回。没有意识，没有自我也没有他人，只有身体自身的意识，安宁的，温润的，溶解的。自我消失的非意识化恰恰是模糊而确定不移的幸福的意识。

 

　　这是一个谜：一个时而沮丧时而自我矛盾的人会成为另一个人心中渴慕的，在他人的梦幻里上升至幸福化身这一位置。当他听到热情赞美时他应该说出这唯一的真理：我跟你一样，只有迷恋的时刻才会克服自身的厌倦。

 

　　西北少数民族的曲调中最感人的旋律主题体现了一种珍贵的情感：感恩。对流经故土的河、山、草原、雨、春天，一切理所当然的都被视为上天的恩赐。怀着感激才配接纳。这是我们的时代里越来越稀有的情感。相反，怨恨是这个时代的基本情感。对少数民族、至少就其古代社会而言，感恩不仅是宗教情感，也构成了感恩政治、感恩伦理，以及感恩的自然伦理。与之相对的，构成今天社会流沙一样的根基的，是怨恨政治、怨恨伦理、自然伦理情感的丧失。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怨恨政治和怨恨伦理的学说。但它的领导者却没有忘记利用、剽窃信仰民族情感中的感恩伦理。今日的族裔冲突舆论则是怨恨政治与怨恨伦理的一个古老变种，同样遗弃了少数民族的节日精神与祝酒歌中所体现出的好客精神、对来自异乡的他者的接纳。

 

　　思想风尚也一样，从肯定的思想到否定的思想，从相信到怀疑，并且，并不必然标志着进步。

 

　　就音乐而言，节奏是原始的要素，节奏的真实性具有生理的真实性，心跳、行走等已经具有节奏性；然而旋律的出现要深刻得多。旋律意味着一种伟大主观性的出现，意味着复杂多重和委婉曲折的情感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情感与感知模式的成熟。现代音乐中最美的旋律拥有一种古典背景，即形成于一种共同体情感的根基上。十一世纪的宗教音乐为欧洲古典音乐奠定了旋律的基调，这个宗教背景经由巴赫融进了之后的古典音乐。当音乐的宗教背景逐渐式微，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传统再次充当了古典旋律的范式。即使在浪漫主义崇尚个人化的音乐动机的时刻，依然会将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形式作为它的灵感之源。旋律的形成依赖于一种共同体情感模式漫长的结晶过程。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歌曲与音乐的背景，除了世俗情感中常常表达的对土地、河流、山等等这些对“自然”、对故土的热爱之外，同样是来自于宗教情感的乐曲，经历了数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宗教情感的浸染和积淀，形成了音乐的旋律，这意味着某种神圣情感的成熟。同对自然和故土的颂歌一样，宗教性质的歌曲和音乐也是一种共同体情感的表达形式。对西北民歌和音乐来说，对共同生活所依赖的那些自然家园的赞美也时常具有宗教品质，即具有赞歌、哀歌、圣歌与颂歌的品质。歌唱具有着自身的颂歌性质。这些旋律基于深厚的宗教情感与共同体情感的根基。蒙藏歌曲中对母亲、故乡甚至是爱的歌唱也沾染了宗教共同体圣歌的精神品质。

 

　　这些旋律的基本属性是赞美、颂扬，是对生活与生命的肯定，而且这种首肯拥有神圣的宗教品质。然而，当代流行音乐与流行歌曲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特别世俗化的情感，大多数流行歌曲吟唱的是一个凡夫俗子对另一个凡俗之人的情感。即使是爱情，也是与宗教情感、与共同体情感无关的个人化的情感。因此，旋律的出现就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现象。大多流行歌曲赋予说话一种节奏是相当容易的，事实上很多流行歌曲只是有节奏的说话而已。中国流行歌曲最初发生的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较为流行的多是电影音乐与电影歌曲，或许由于发端于沪上的原因，其中流行一些的音乐多半借用了江南民歌或南方曲调，如《四季歌》之类，这些曲调隐隐透露出沪上摩登电影、摩登歌曲的“土气”背景或古老的乡村背景，通常而言，这些电影插曲所借用的江南民间曲调的诙谐与“温柔敦厚”，对摩登电影来说几乎是一种完全的异质元素，摩登电影表现着都市生活图景时穿插的却是民间小调式的歌曲与旋律所构成的“乡村意象”。

 

　　或许由于爵士乐流行的缘故，或许由于现代文化对原始文化的推崇，当代流行音乐显示了狂躁激进的风尚，尽管除了其身体指向之外并无明晰的社会指向。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歌曲逐渐放弃了对旋律的寻求，转向对节奏乃至噪声的使用。无疑节奏与噪声意味着某种活力——如果旋律充满了心智与情感的虚构，噪声却具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没有噪声的地方什么实质性的事件也不会发生。即使噪声与节奏的结合产生了听觉的暴力色彩，即使狂躁导致某种程度上听觉上的聋聩。流行音乐中的噪声和狂躁性或许正是民主政治时代的特征在音乐上的一种多元意志力量的投射。噪声是对单一的和谐要求的一种抗拒。噪声的合法性如同民主政治的多元性。

 

　　但流行歌曲在简单的具有暴力倾向的节奏式或纯粹打击乐器的喧闹之外开始出现了一些近乎优美的旋律。旋律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纯然世俗的情感出现了自身的情感形式。一个人对另一个同样的人的情感中出现了一种歌唱性，即一种赞美之情和热爱之情，而且即使携带着世俗化的倾向，也出现了哀歌体与颂歌体。为什么那些世俗的情感中会升起一种哀歌式的旋律或赞美的旋律？是热爱，也是痛苦。是流行歌曲中弥漫的痛苦情感、复杂而纠结的情感使它的旋律得以呈现。流行歌曲中所吟唱的爱常常携带着复杂的痛苦之情，它吟唱的离别、分手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也依然隐藏着小小的死亡。任何一种分手甚至离别都意味着一次隐秘的死亡事件。任何离别与分手中都有死亡的哀伤。是其中的痛苦赋予流行歌曲、大多是爱情歌曲以某种近乎“神圣”感，使哀歌与颂歌式的旋律得以成型。

 

　　流行歌曲经过了对乡村音乐的借鉴，经过了节奏所支配的单调性——犹如民主政治正在世界范围内经过了单一的利益动机——出现了植根于个人情感经验的曲调，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个体的政治经济属性或许相对较易确认，而个人的文化属性、个体的情感属性获得一种渐趋成熟的表达则是一个更为缓慢的结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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