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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自“文”、“笔”之分后，纯文学的概念开始逐渐产生，文学作品开始与公文相独立，但是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文人，都以经国治世为目标，文学家往往并不是他们自认为的身份，许多公文的写作者同时也是为后世所知的大文豪。所以，古代公文与我们通常认识上的文学作品之间，并非存在想象中的鸿沟。因此古代公文中不乏文学佳作，古代公文的文学性较强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当然，古代公文在写作上也有其特点。古训有云：“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可见公文的写作也是很需要花费一番心血的。并不仅仅只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奏议宜雅”那么简单。语言上，要辞达则止，不贵多言；情感上，上行文要谨敬谦恭，平行文要不卑不亢，下行文则要尽显威严；格式上，历朝历代又有一套体系不断沿袭发展。相比较而言，文学作品似乎要随性许多，书一己之情，发一己之见而不用受诸般条条框框的制肘。不过这并不是说公文就是面目僵硬，事实上，古代公文中流传千古的名篇，除了言简而要、言之“有文”之外，情感化也是古代公文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归根结底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情大于法理，加上中国一贯的政治艺术化特点，各级官吏又多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写出来的公文大多也就感情丰沛，动人心弦。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刘勰以“秦世不文”评价秦代的文学状况，固然是有秦代时间太短，又行焚书坑儒之事的原因，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所谓文章，大半都是“刀笔吏”们所作。而到汉朝初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士多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随着贾谊、晁错等人的出现，文坛也进入了“西汉鸿文”的局面。然而到了东汉时期，公文写作受汉大赋的影响，过于注重文辞雕琢，反而与公文的应用性本质越行越远。因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出现了曹操、陈琳、诸葛亮等名家，人们对公文与纯文学的概念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正是由文笔之分开始，公文慢慢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或者说特定的文体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公文与纯文学作品的区分，历朝历代对于公文的规范，也是出于提高行政效率的考虑，同时更加便于分类管理，做到有据可查。总之，随着历史的进程，公文也变得越来越科学、规范，逐渐自成体系。

　　文笔之分的出现，是中国文体学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特别是对于各类应用文体例如公文，使其各自开始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不仅仅是为后世的文学繁荣局面奠定基础，也为公文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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