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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新闻真实，强调深入一线采访

　　石西民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坚持真实性原则，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采访，要紧扣时代脉搏，记录时代画卷。

　　抗战爆发后，石西民曾两度担任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和敌后，以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真实地报道了前线和敌后将士浴血奋斗的英雄事迹。《时代鸿爪》文集中收录的他这一时期的36篇新闻通讯，大都鲜活生动、见人见物，勾勒出了当时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在读者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他的《记九江姑塘战事》，细致地描写了九江的战斗状况，分析了战败的原因。他的《赣北战地见闻》《大战火烧山》《金轮峰歼敌计》等通讯，描述了战士们浴血战斗的场面，颂扬了其奋勇抗敌的精神。

　　为抗议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较场口血案”，他赶写了消息《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他还草拟了《给中央社的公开信》，并组织重庆新闻界42名记者在信上签名，夹在各报中间向全国发送，据理驳斥中央社对“较场口血案”事实真相的歪曲报道。

　　“二·二二”血案中，国民党指使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却将发生血案的责任嫁祸于学生。石西民在撰写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者招待会消息时，细心领会周恩来讲话的要旨，婉言陈述事实的真相，置反动派于被动之中，赢得了社会的同情。

　　在领导南京《新华日报》时，石西民经常以“新闻报道，事实第一。事实是对的，就说对的；不对的，就说不对”来提醒编辑记者要让报纸在群众中生根，一次便要赢得读者信任。[8]可以说，他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是他对自身新闻实践的一种深刻感悟。

　　四、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关于陈独秀是否汉奸这一问题的宣传上就有一些教训。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过损失，而在大革命后，又参加过“托派”组织，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汉奸，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已。

　　然而在抗战初期，王明和康生做报告、写文章，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抗战”的汉奸，还对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的学者提出责难，这引起了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疑惑和不安，后幸得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才减轻此事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多年后，石西民还针对这件事说：“我们的报纸一定不能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承担不起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称号了。”[9]

　　石西民对新闻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也提出了许多要求。他在组织《新华日报史》出版工作时提出：“写历史的第一原则是尊重事实，如果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实反映事实的话，今天就应还其本来面目。”[10]

　　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石西民强调，报纸编辑部应加强对记者编辑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谦虚朴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报纸登载的新闻评论如有错误，应督促其在报上更正或进行自我批评。”[11]

　　五、讲求舆论引导，重视宣传效果

　　在《周恩来同志与新华日报》文中，石西民谈到“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都要做到使广大群众不感觉我们党在领导而实现党的真正领导。”[12]这里所说的“不感觉党在领导而实现领导”，讲的就是新闻宣传要讲求舆论引导艺术问题。

　　在1945年的“胡世合惨案”中，石西民为避免导致“共产党鼓动工潮”负面舆论的发生，指导记者在《国民公报》上先发稿，随后《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争取民主和人身自由的斗争，达到了引导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斗争的实际效果。

　　在“较场口血案”和“拒检运动”中，石西民也都依据具体事实，主动营造并引导社会舆论，发动国统区乃至全国新闻界的力量共同抵制国民党的歪曲报道和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显示了党领导的国统区统一战线在舆论领域的宏大阵势和巨大力量。

　　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问世，石西民建议《解放日报》以发社论的形式刊登头条新闻。“我们在‘大跃进’中犯的许多错误，如报道白水可以变酒那样的假消息，新华社发了，许多报纸也就刊载，不就是缺乏常识的缘故吗？《十万个为什么》不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让我们干部看看，也有好处，我们太缺少常识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