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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闻自由”[5]，痛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自由”，报馆只要是由人民真正掌握了言论权，而没有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所操纵，政府就要消极管制，积极扶助，特别为报馆所制定的法律越少越好。
　　但成舍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报纸虽然从国家立法得到了言论自由，然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却完全被报纸的所有者，换言之，即少数的资本家劫持操纵，宰割无遗。英美人民，既不能个个办报，个个都是报纸的主人，只好眼看少数资本家，打着‘代表舆论’旗帜，实行自私自利勾当，政治上党同伐异，固不待言，下焉者，为求迎合低级趣味，更不惜败坏人心，流毒社会，所谓报纸‘黄祸’，乃为英美现行报纸制度下最所痛心疾首之事。”[4]159产权私有，使言论自由仅仅成为资本家独享的权利和牟利的借口，而广大民众却无法享受这一神圣权利，资本家“以报馆为维护本身权益的利器，当老百姓权益与他们本身权益冲突的时候，试问有何方法，能使他们扳转枪口，不打老百姓，先打自己？”[4]152成舍我的这个发问振聋发聩，直指自由新闻制度的“命门”。成舍我从自己的历史进化史观出发，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那种如自己一样，依靠两百元钱积蓄办报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因为建筑于现代科技之上的报业需要大资本的投入，普通民众是难以兴办的，即使“小资本报馆也无法存在”，因此，办报需要“走向大规模资本化”。但中国如模仿西方的商业化道路，最终会损害到民众新闻权利的实现。“欧美已然，中国的报纸，若果资本化商业化起来，当然也不能例外。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6]在成舍我心目中，对报纸商业化的纠偏道路有二：“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概言之，即“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5]33-34。产权国有与产权为报馆全体人员所有这两种纠偏道路中，成舍我以为，第二条道路，即产权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的方式，较之第一条道路更容易实现。
　　2.言论监督社会化。真正给大众办的报纸，其核心之点在于能让“老百姓说话”，“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为达成此目的，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6]36。在成舍我看来，人民大众才是报纸的真正主人，“惟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亦惟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7]。
　　民众如何控制报纸的言论方针呢？成舍我的思路是：“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即在报纸之外，建立独立的编辑委员会以监督报纸的言论方针，如此“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和社会合一”，就能改变报纸只是仰承资本家意旨，不敢轻有违反的弊端，使报纸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1）编辑委员会的组成。成舍我建议，报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如下：“每一报馆，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人选，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由延聘外，其余三分之二，则应依一定比例，由学术机构，公共法团，读者代表，分别选派。”[4]154
　　（2）编辑委员会的职能。编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即在独立主持报馆的言论方针：“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采取之态度，即悉应由其决定，主办报馆者，无权干涉。”[4]154
　　（3）成立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建立此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保证报纸反映民众诉求，避免如西方一样以资本家个人利益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泛滥的弊端，使报纸真正实现大众化。这样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自然能够得到人民支持，销路必会大增，不会损害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成舍我认为：“此非英美式‘言论出版自由’制下之报纸所可比拟……战后报纸私营，一方面需要大资本，一方面又怕蹈英美资本家操纵报纸之覆辙，但此重大矛盾，由于上述‘言论权’与‘资本权’的切实划分，即有合理解决可能。”[4]154
　　为使报纸真正为人民说话，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的“禁脔”，成舍我主张将具有报纸产权的董事长、董事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等都视为“法律上”之记者，他们必须承担报纸的言论责任，接受大众的监督，“如此，则彼等凛于责任所在，英美所日夕讲求之‘报纸净化’，在中国或竟可不成问题”[8]。在成舍我看来，只有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大众的自由权利才有可能实现。
　　3.新闻报道平民化。长期以来，中国报纸的内容偏重于政治官场方面，多关注政治要人的行踪及其宦海沉浮，在成舍我看来，这样的报纸，“不过是些升官图，起居注，和特殊阶级的消遣品，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没有读的必要”[3]86。这样的报纸内容必须改革，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变成大众的读物。”[3]86
　　报纸的内容“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在《中国报纸之将来》这篇文章中，成舍我指出，中国当前报纸过分注意“政治消息”“盗劫”和“变态恋爱”，而这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步，将来人们的注意力会向“科学”和“艺术”发展，这些内容将日渐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将来的报纸，在言论方面，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反映民众呼声，表达民众疾苦；“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6]37。简言之，新闻的选择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要能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中国报纸在内容上须“由政治转向社会”，同时在形式上也须改变“文字深”的弊端，以适合普通百姓的阅读水平，以“文字浅显，重风趣，戒沉闷”[4]157为办报目标，以适合读者的接受水平。
　　4.报纸发行普及化。报纸大众化，最终要靠发行来实现，但成舍我痛苦地看到，中国报纸的发行量太小，报纸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和特殊阶级的读物，不是大众报纸。为此，成舍我提出“报纸下乡”的口号，强调报纸要深入民众，以全国人民为发行对象，使报纸能够真正为民众所享用。[9]132因此，成舍我在《立报》发刊词中提出，《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为目的”[1]100，这种高发行量的“大众报”，除了依赖国家在交通和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外，报馆本身亦须针对中国报业“定价高，篇幅多”等弊端，在“降低定价”和“改进发行办法”等方面下功夫。
　　（1）降低报价。成舍我看来，报纸之所以难以走向大众化，“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报价太贵，老百姓看不起”[9]133。为降低报价，使普通读者读得起报纸，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办小型报。中国报业不能走英美式的大报路线，而是要向法德学习，办小型报，以降低报纸的成本。第二，“精编主义”。报纸虽为“小”，但在内容上要力取“精编主义”，提高报纸的信息容量。第三，政府补贴报业。“平价报”是如“平价米”“平价布”一样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必须进行补贴，以降低报纸售价：“即报纸售价，而由政府规订（定），而由政府以适当定价，供给各报馆用纸。”[9]134第四，企业化管理。报馆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办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