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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或许与客观存在的中国实情不符，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多数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尚未深入接触过中国的西方人）。本文阐述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自身、反省自身，为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社会层面的内省。

　　一、形象的意义

　　中文里的“形象”一词，在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二是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1]（P1289）从这两个含义来看，无论在哪种解释中，形象都包含着激发或引起人们感情或思想的功能。也就是说，无论某个形象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还是来自于文艺作品，虽然媒介不同，但都会对他者起到作用。

　　这样的作用在比较文学中亦被重视。比较文学中所说的形象，多半指某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意象，但这里的涵义是多元的：既是一种心理现象，又是一种总体印象，还是一种集体意象。[2]（P2）显然，形象是一种主观感受，并非客观存在的，但就像定义所述，它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美国语言学家米尔曼·帕里在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就发发表论文现口述行文中存在着一个庞大却有限的口头联合体，他遂用“套语”（formula）这个术语来表示。[3]这种套语，就像很多学者形容的，有着“夸大的信仰”、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物恋的表现”，还有滞定而虚幻的特点。[4]可见，在套语的影响下，人们对异族的人会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要想在西方文学中，找出中国人的形象是什么，本身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涉及中国人的西方文学可谓汗牛充栋，而每每刻画的形象又各不相同。不过，从上文的“套语”理念中，我们不难推知：在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学里，一定也存在着“一个庞大却有限的口头联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人的总体形象，是可以归纳而出的。

　　从社会心理学来讲，比较文学的形象概念，就如同一种社会认知：印象。而人们在形成印象的过程中，又很容易受到首因效应、刻板效应的影响。[5]（P71～73）可见，借由西方文学来探讨中国形象，并思考如何改变此形象，对早日实现“中国梦”有着重大意义。

　　二、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从时间来看，中国形象在西方视域中并非一直凝固不变的。这个演变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美化时代、丑化年代和改观时代。

　　第一，美化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整个东方世界在西方眼里都有着梦幻的色彩，因此，中国在西方文学中，是一种理想化、神化的形象。比如，公元前五世纪的“阿里斯提亚斯”，就在一首长诗中提到一种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当然，连这位作者本人的真实性至今都还是个问题，所以其失传的作品恐怕也难以令人完全信服。[2]（P7～8）同时，在此时代的中国形象，通常被视为极其富足的国度。据说，在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很多人因为看到书里记载着中国富庶和文明，不仅感到荒诞，还劝马可·波罗收回不当的言论。谁知，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呢。”[6]从这个例子可见，当时的西方世界所持有的中国形象，是一种高度美化、甚至神话的。这种神话的热潮催生了“哲人王”（philosopherking）的形象，从孔子到康熙再到毛泽东，都曾被多多少少地赋予过这样的形象。[4]

　　第二，丑化年代。大约在启蒙运动之后，由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贸易上的关系，中国在西方的地位一落千丈。[2]（P17～19）中国佬约翰（JohnChinaman）、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Chinese）等形象渐渐加诸中国人，而且这些形象显然有着负面色彩，将中国人丑化、妖魔化。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付满楚”（FuManchu），它“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也是“黄祸论”思想的典型代表。[4]

　　第三，改观时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给人的形象又是有别以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崭新而富于正能量的中国人形象树立起来，这使得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相应地改变。同时，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更多西方人可以进入我国，实地观察，对刻板化印象起到一定的消除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等把中国形象妖魔化的西方思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为泛滥——还远远没有结束。[7]（P57～59）可见，我们虽然处于一个形象正在改观的时代，但面临的挑战也同样是不小的。

　　三、亟待树立的新形象

　　通过前文，我们了解到西方文学中存在的中国形象，更知道这种形象犹如一种“套语”，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我们中华民族本应具有的这般形象，应该如何去体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于我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纲挈领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梦”的关键所在：要实现“中国梦”，要让自己摆脱启蒙运动之后蒙上的各种妖魔化、丑化形象，就应该实现伟大复兴。而实现的主体必然是人民。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由此可见，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梦”的实现有着很大的关联。正是因为曾经国力的衰弱，我们才被赋予了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而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方法只能是实现伟大复兴。当这一宏大的目标达成之后，中国的形象也可以大为改观。然而，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还是对这种形象的改变，都是不容易的。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大力建设经济，夯实国力，让中国富足。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形象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该国实力的体现。在早期西方文学的笔下，中国充满了异域之美，可谓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比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到，很多希腊贵族穿的“赛里斯人”制作的衣服。这里的“赛里斯人”据考证就是中国人。他以为中国有一种奇特的树，树上长着羊毛，而这种衣服就是用树上的羊毛制作的。[9]（P36）类似的早期描述，或许还充满着大量的想象色彩和文学意味，不过在后来的大量游记中，虽然免不了想象和夸张的色彩，但渐渐接近真实。这些出现在十三至十五世纪的游记、书信，包括《马可·波罗游记》、《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大可汗国记》、《曼德维尔游记》等，它们“无不描述中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君权强大”。[7]（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