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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明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代，尤其在思想上探求真知的科学思想逐渐兴起，入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清初关于改订历法的论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在这一论争中守旧派以捍卫“礼法圣教”为借口制造了中国天文历算史上少有的酷烈冤狱。虽然康熙平反冤狱，可保守派却依然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知识精英没有能够真正冲破礼教的桎梏，最终中西文化上的尖锐冲突使中国丧失了汲取西方有益文明成果的机会。

　　关键词：科学思想历狱汤若望文化冲突

　　中国分类号：K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25-29

　　晚明清初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侯外庐先生即评之曰：“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十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天崩地裂”，从政治上看表现为明清易代、王朝更替；从思想上看，是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遭到挑战，阳明心学以异端的姿态风靡士林。尤其应当关注的是，自晚明开始，耶稣会士人华为中国思想界注入新的活力，虽然他们的初衷是通过科技知识以为传播宗教服务，但客观上他们引介的科学知识促使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保守势力不甘于此，“夷夏之别”依然是中西文化冲突中最核心的议题。清王朝颁布新历是宣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起用汤若望领导新历的制定则导致了震动朝野的“历狱”。以杨光先为首的守旧派在“率更旧制”的政治气氛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新历，最终酿成大案，清初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在此显露无遗。

　　西学进人中国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长期处于东亚文化的核心地位，使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对待异域文明常常抱以怀疑态度。传教士只有采取更为契合于儒家文化的传教方式才能影响知识精英的信仰，其中尤以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与此前在华传教的先驱者沙勿略、罗明坚不同，尽力适应中国文化是利玛窦传教的基本思想：“1589年他北迁韶州，与官员瞿太素私交很好。受瞿的劝告，知道在中国和尚地位低下，因而改僧服为儒服，蓄发留须。在这一期间，他攻读儒家经典……还首次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以西学来提高天主教在民众内心的地位是利玛窦传教的重要手段，《明史》天文志中这样写道“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人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西方传教士带来欧洲先进的历算方法和机械技术，同时还带来西方在天文学和地理学上众多最新发现：“1584年利玛窦在南方肇庆绘出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并译注上中文名称。1595年又在南昌为建安王搞了一张这份图的绘写本。1600年又在南京刊出《山海舆地全图》。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1602年由李之藻为之刻成《坤舆万国全图》。”为了让中国知识界接受新的地理学观念，利玛窦对地图有所改动，将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央向左移动了一百七十度，从而使中国正好位于地图的中央。利玛窦深知“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这些地图将地圆说的新知带到中国，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给中国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合理性依据，与传统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密切相关，当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西洋传来的新知动摇，很多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势力面对西学心中充满误解、怀疑甚至是仇视。卫道士对利玛窦是口诛笔伐，不遗余力，福建建溪人魏濬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写道：“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窦既死，其徒倡为天主之教，呼群聚党，所至侜张，南宗伯参论驱逐始散去。然惑于其说者坚而不可破，人情之好异如此。所著舆地全图，及沈洋窗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明史·意大里亚传》则评述到：“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日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日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日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日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居然认定利玛窦的地理新说是虚妄谎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时依然不忘批评利玛窦的观点：“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见当时保守的心态已成为民族的普遍群体意识，导致中国知识阶层陷入到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思想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