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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是清代最为了解科学知识的帝王，当他在南书房向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传教士求取新知的时候，朝堂之上任用的是汤斌、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陆陇其等“理学名臣”。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命大学士李光地勘定《朱子全书》刻板印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此评价“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乃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分为十有九门。金受炼而质纯，玉经琢而瑕去。读朱子之书者，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於多岐矣。”康熙皇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把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作为清王朝的执政之基。“历狱”能够平反，是因为清廷必须依靠掌握先进天文测算方法的传教士编制历法，杨光先这样的守旧派则固执己见依然叫嚣：“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对于杨光先之流而言，反对西方历法与其准确与否并无实际的关联，他们所要捍卫的是“政统”所依据的思想与信仰，也就是不可动摇的“道统”。历法是关乎正朔即统治权威性的重要标志，一旦使用新法则意味至高无上的皇权将被打上“蛮夷”的印记，也就是承认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礼制难以维系皇权的合法性，而以天文历算、地理新知为代表的西学之“智”一旦推倒了名教圣学之基的“礼”，那么士人阶层千年以来所坚守价值观就有崩坍的危险，这正是杨光先等人不遗余力打击新法、迫害传播新知之人的原因。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流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试图用科学知识传递上帝福音，从而扩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此时科学与宗教纠缠在一起。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警惕使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代替了科学真伪的判断标准，虽然南怀仁运用科学知识批驳杨光先的谬论，但是像杨光先这样的守旧派知识分子却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保圣学斥夷教”深深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传教士仅仅依靠科学知识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现实。杨光先的观点绝非特例，可以视为中国知识阶层普遍心理状态的典型表现，后世附和其言论者不绝如缕。钱大昕为杨光先的文集《不得已》做跋就这样写道：“杨君于步算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绌，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者矣。”钱大昕在历算方面造诣精深，即使如此他没有对在清初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洋算法有片言的赞誉，却视杨光先为名教之功臣。钱绮在序跋中说的更为直接：“杨公于康熙初入京告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国，必为大患，明见在二百年之先。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民生之书。”杨光先被架上神坛，说明随着清廷将正统理学思想确立为治国的精神支柱后，文化高压日渐增强，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也日益保守，从晚明开始求知于西学的启蒙思潮日趋沉寂，归于无声。

　　结语

　　“历狱”是中国天文历算史上少有的惨剧，也是中西文化一次正面冲突。杨光先仅凭牵强附会的说辞就铸成大案，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器”、“体与用”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传统的天文历算是为确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维系民族信仰的稳固性服务的。明末清初之时，随着传教士带来欧洲的天文地理新知，传统知识体系逐渐瓦解，民族信仰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危机。来自西方天文历算越是精准，地图绘制越是精确，对传统信仰的瓦解作用越强，而中国知识阶层对此的反应就愈加强烈。利玛窦如此描述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感受：“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自负的文化心态是中国人正视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碍。在阮元编著的《畴人传》中位列清朝第一位的王锡阐对西学颇有了解，但他也说：“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西方科学知识仅被视为格致的工具，代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法意”不可动摇，而如徐昌炽、杨光先这样偏执于圣学名教的守旧者更视西学如洪水猛兽。

　　南怀仁的申诉抗争最终为汤若望沉冤昭雪，此后传教士长期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却再无法有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而这样一点联系最终也中断了，“1826年，葡萄牙遣使会士毕学源因病辞去钦天监职，从此再没有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面对异质文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是持敌视态度，最终导致了中国在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盲目自大，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