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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神魔现象与小说一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上古的神话传说拓宽了人们的想象力，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各种神异现象的兴趣，先秦两汉的方术流行，谶纬之说颇盛。后来则有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代有大量的以讲经故事为内容的变文，以及想象丰富的唐传奇。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则可分为小说、讲史、说经三家，其中多涉及灵怪、神仙、妖术等内容。而明代的小说则综合了前朝的诸多材料，成为洋洋洒洒的艺术大观，其中神魔小说则又异军突起，达到了巅峰状态，下面我就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一个整体上脉络式的梳理。

　　一、神魔小说的酝酿期（1368～1572）

　　这一时期大致的时间范围应在万历朝之前，此时神魔小说的创作处在一个较为沉闷的缓慢发展阶段。这时在民间道教思想盛行，并且这种道教思想后来由下而上地影响到上层，且愈演愈烈，对明代的文学思想有着根本上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和壮大，就是这种道教思想影响下最直接的产物。鲁迅先生曾作这样的概括：“奉道流羽客之隆重，论文部落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1]（P122）其实从明初开始一直执行的是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只不过是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偏好而已。在整个明前期，道教的地位都不是很高，只能同佛教一同成为儒教的补充。在明代宗以后，道教的地位则逐渐提升，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时则是“以道治国”，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道教的社会影响力达到高峰。道教以传统儒家文化中所缺少的幻想因子，直接影响刺激了传统小说的创造力。道教有关仙境、异域、冥府之说及所创造的神、妖、仙、道的意象，不仅拓展了小说的描写空间，还给小说人物画廊注入缤纷的色彩。道教传说所孕育的原始叙事典范，成为传统小说永恒的主题，而仙道法术则不仅增添了小说情节的奇谲变换，而且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叙事结构。[2]（P332）

　　以上所述的是明朝嘉靖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这种社会情形为神魔小说的出现准备了契机，但是一种文学样式的繁荣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一时期还只能称之为明代神魔小说酝酿期，其作品主要有三部：《三遂平妖传》（四卷二十回，双目七言）；《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一卷不分回）；《封神演义》（二十卷一百回，单目七言为主）。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这一时期的神魔小说为万历以后神魔小说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遂平妖传》题“东原罗贯中编次”当是明初的作品，讲述的是北宋年间王则、胡永儿依仗法术据贝州反叛，被文彦博镇压的故事。但是现存最早的刊本是王慎修万历间刻本，这说明小说从创作到在社会上的流行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题署：“仁和沈孟柈叙述”今存明代“隆庆己巳四香高斋平石监刻”本，应即本书原刻本。本书所记的是道济不守佛门规律的故事，活动地点主要在西湖诸寺。[3]（P507）这一时期艺术成就最高的则是《封神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年间金闻舒载阳刊本，因此学者们认为《封神演义》应成书于明隆庆至万历年间。关于它的作者，现在还有陆西星和许仲琳之争，但大都倾向于许仲琳。小说以武王伐纣为历史背景，描写了各路神魔分为截教和阐教两派而展开的正邪之争。至于其书的艺术成就，鲁迅则说：“《封神》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之者也。”[1]（P135）以后的研究者几乎都沿着鲁迅的基调对《封神演义》进行评论。可以说《封神演义》是一个分水岭，在整个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神魔小说的繁荣期（1573～1619）

　　这个时期神魔小说进入了一个迅猛的发展期，这应是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综合结果，以万历朝为中心的一百年间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自由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政策上比较宽松，完全没有了洪武朝的那种恐怖的文字狱之风，自永乐之后的很多皇帝都很爱好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宪宗“好听杂剧及散词”，[4]（P9～12）钱希言《桐薪》卷三十一记载，武宗曾令太监深夜进献《金统残唐小说》。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各级官员也纷纷阅读小说，有的还亲自刊刻小说，据《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九所载：“万历朝三十年十二月禁以小说语入奏议”。这样一条法令表明了大臣们对小说的熟悉程度，往往不自觉地以小说中的语言写进严肃的奏议中，以至于要专门对此下个禁令。许多身处高位的文人学士也开始大力宣传通俗小说，正德进士杨慎为《隋唐两朝志传》作序，并给予小说高度的评价，钟惺批点《封神演义》。还有著名的毛纶、毛宗岗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评点《水浒传》等。[5]（P322）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壮大，广大市民群众对通俗小说的阅读需求大量增加，而神魔小说以其荒诞离奇的情节，讲求因果报应和修仙成佛的内容大受市民的欢迎。与此相适应的则是明代中后期印刷业的发达，当时的吴、越、蜀、闽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很多的刻书家兼书商、作家于一身。当时最著名的是建阳余氏一族，有刻书家三十多人，包括余象斗、其弟象贤等，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刻印几十部书。至万历年间，仅余象斗一人就刊刻了二十多种小说。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读者群和刻书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断扩大的读者群激发着书商们大量地刻书以求暴利，而反过来又促进了印刷水平和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在以上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于是就出现了以万历一朝为中心的神魔小说的百花齐放。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双目杂言）；《西游释厄传》（十卷不分回）；《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则，单目杂言）；《南游记》（四卷十八则，单目杂言）；《西洋记》（廿卷一百回，双目七言）；《东游记》（二卷五十六则，单目六、七言）；《北游记》（四卷廿四则，单目杂言）；《铁树记》（二卷十五回，单目七言）；《咒枣记》（二卷十四回，单目七言）；《飞剑记》（二卷十三回，单目七言）；《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六卷廿三则，以四字罗汉名为题分则）；《南海观音传》（四卷廿四则，单目杂言）；《达磨出身传灯传》（六卷七十则，单目杂言）；《天妃娘妈传》（二卷二十三回，单目七言）；《钟馗全传》（四卷三十五则，单目四言为主）；《牛郎织女传》（四卷五十七则，单目四言）；《五鼠闹东京》（二卷不分则）；《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卷一百回，双目七言）。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最伟大的神魔小说杰作——《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中叙述的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了唐以后几代人的创作，最后由伟大的作家吴承恩总结性再创作而写成。鲁迅先生对《西游记》的艺术特色作了这样的精妙论述：“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1]（P132）《西游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同时也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刊刻的兴旺发达，后来很多神魔小说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多受其影响。

　　这一时期的书商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而在形式上模仿《西游记》，诞生了《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北游记》、《东游记》、《南游记》等书。这些书在质量上无法和吴承恩的《西游记》相提并论，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至清代中期书商遂把后四书合刻为《四游记》。《西游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两书都是对吴承恩所著《西游记》的删改本，可能当时为了阅读的需要而大大缩短了篇幅，只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南游记》和《北游记》都是余象斗亲自编纂并刊刻，《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小说主要写火神华光与天庭作对，与诸路神魔展开大战最后被如来收服的故事。《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传》，主要写真武大帝下凡降妖伏魔，历尽风波，累世修行，终成正果的故事。《东游记》的作者是吴元泰，全名《八仙出处东游记》叙述的是民间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修成正果的过程以及渡过东海时与龙王斗法的故事。《飞剑记》、《铁树记》、《咒枣记》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邓志谟，且皆为“闽书林萃庆堂余氏梓”，其版式完全相同。这三部小说都是以道教人物为中心而展开故事。《飞剑记》全名《吕仙飞剑记》，写的是八仙中吕洞宾游戏风尘的故事，重点展示了“吕祖飞剑斩黄龙”的故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