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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_国两制""和平统_"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至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复杂。大体来说，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动员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反攻大陆"时期，显著特征为《自由中国》半月刊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舆论机关对垒。
　　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由于内部士气低迷，外部国际孤立，一度采取笼络自由知识分子的策略，党报党刊舆论相对开放。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迁台（1949年3月）后一年多时间内，一直都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改造的问题，出现两种主要主张是"民主反共"，一是"集权反共"。前者认为国民党失败是因为独裁体制造成贪腐，丧失民心，希望国民党落实民主宪政，集聚民气，"感召"大陆人民，内外结合，一举反攻大陆；后者则认为国民党失败是因为内部派系纷扰，领袖意志难以贯彻，主张以"列宁式"的集权来消除纷扰，统一意志，形成凝聚力，创造时机反攻大陆。但由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由袖手旁观转到直接提供保护，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转危为安"，两蒋定调按照集权方式实行党的改造，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逐渐保守化，不再对民主宪政路线留空间。它们与各种军中刊物一起，对社会上各种鼓吹自由民主的意见大加讨伐。
　　在国民党笼络自由知识分子之时，自由知识分子也办了不少刊物与国民党"同舟共济"，对大陆展开"文化战"。如《自由中国》《自由世纪》《民主潮》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为《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半月刊于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启动经费由国民党当局提供，主持人为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国民党要人雷震，胡适做挂名的发行人。该刊初期主要诉求为揭露共产党"暴政"、宣传"反共抗饿"，其《征稿简则》声称欢迎"能给人以早期恢复自由中国的希望，和鼓励人以反共的勇气的文章"，"介绍铁幕后各国和中国铁幕区极权专制的残暴事实的通讯和特写"，"介绍世界各国反共的言论、书籍与事实的文字"，"研究打击极权主义有效对策的文章"等方面的稿件，与国民党喉舌可谓合作默契。但随着国民党改造朝威权政治_意孤行，《自由中国》中集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开明国民党人越来越不满，雷震本人也因为持民主宪政改造观而受到两蒋斥责和打击，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就台湾现实政治展开批评。1951年6月份的_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揭露政府机关和治安军警为获取破案奖金，而设局引诱民众犯罪的行径，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此后，《自由中国》不仅展开时政批评（影响大者如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压制言论，反对政治恐怖，反对政治神话，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等），也祭出"五四"旗帜，在思想观念上与《中央日报》等官方报刊的保守论调展开论战，其"动员"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转向国民党当局的恶政。《自由中国》不仅在舆论动员上与官方喉舌分道扬镳，而且开始了筹组"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努力，结果碰触国民党的底线，1960年9月雷震等多名《自由中国》人士被捕，历时10年有余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也因此关门。
　　《自由中国》组党没有成功，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发挥着反对党的角色。它的停刊，意味着随国民党赴台的自由知识分子独立声音的结束。不过受其影响，一年后在青年知识人李敖主持下崛起的《文星》杂志，通过文化批判的形式，还是勉强延续了一段《自由中国》的批判精神。《文星》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对立推向极端，并将"传统"的"权威"化约为"老人"的"棒子"，影射蒋介石，隐喻国民党的老人独裁政治是现代化的障碍。1965年，《文星》杂志被迫停刊，则"尾声"亦不复存在。
　　第二个阶段是"革新保台"时期，为"党外杂志"打"游击"的时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准备全面接班，为了应对党内大佬的掣肘，作出开放言路和取用青年才俊的姿态。以一批留学回台的本省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论政型杂志《大学》应势而生。《大学》杂志原为校园文艺刊物，1971年1月改组为表达青年知识分子心声的言论刊物，适逢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由大陆取得，大陆与美国的建交谈判也紧锣密鼓，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面临合法性危机。《大学》于是提出"革新保台"主张，并从经济、社会、文教、政治各方面向当局提出建言，发表《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国是浄言》《谈现代选举的意义》《开放学生运动》等文章，影响力甚巨。
　　蒋经国顺利接掌"行政院长"后，恢复言论管控，对《大学》杂志创编人员采取分化手段，造成其基本队伍分裂和出走，影响力不再。但其别开生面的论政却激发各路人马另搭舞台承其旧业。这个时期，一代新的反对力量在台湾经济起飞中成长起来，公民意识因台湾教育普及得到拓展，预示着一个新的报刊舆论时代的来临。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接任国民党主席，将核准新刊物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为新刊物的创行提供了条件。8月，由黄信介担任发行人、康宁祥担任社长、张俊宏担任总编辑，有志于成为新时期"民间舆论的发言台"的《台湾政论》创刊。《台湾政论》与此前民间刊物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一是直接动员政治反对力量，开启了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新格局；二是象征反对力量的本土化，不仅创编人员皆为本省籍意见领袖，而且杂志名称公开标示"台湾"，标志着台湾本省知识精英站到民间报刊的前台。《台湾政论》继续以"革新保台"为诉求背景，要求执政党朝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消除政治偏见和省籍歧视三大方向努力，被史家称为"七零年代后期到八零年代所谓'党外杂志'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