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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两汉是儒家文化地位的确立期，尤其是汉代，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强调现世关怀，在社会群体和日常人伦中定位人生价值，“强调的是自我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的自我定位、自我评价”[1]（P.90）。儒家追求的是一种道德性价值，道德性价值在人际交往中生成。不同身份、不同等级、不同年龄的人按照礼仪规定都有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交往准则，这些准则大多具有价值生成作用。人伦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如孝、节、义、信、忠等最终上升为具有神圣性的精神价值，这些规范大多属于德的范畴。儒家鉴定人才的标准是德能统观，以德为主，这些精神价值既是选拔人才的依据，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名分节操的判定标准。士人知识分子要实现事功理想，必须通过自觉地践行宗法社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准则来获得上层统治者的认可。
　　西周时期，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依然是世袭；而大夫以下的低级职务则开始实行乡举里选制，选拔的对象必须要有令名。春秋战国之际，士人有了较多的仕进机会和相对自由的选择余地，但仍要以才德闻达于诸侯为条件。汉代采用察举和征辟制度，太学的博士弟子由太常选拔，或由郡国选送。察举又叫荐举，是由公卿及郡国守根据考察以向朝廷推荐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六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但品评人物高低的中正官员才是人才选拔的裁决者。可见，士人知识分子要仕进，必须接受他人的品评，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那个举荐者或选拔的裁决者便掌握了求取仕进者的最终命运，能得到那些进贤荐能的官吏的赏识则比“得黄金一笥”还要难能可贵。《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曰：“柳宗，字伯柳宗，字伯骞。骞，成都人，为州郡右职，务在进贤，州里为谚曰：‘得黄金一笥，不如为柳伯骞所识。’”[2]（P.242）但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因为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而被埋没是常有的事。汉代歌谣《古豔歌》云：“兰若自生香，生于大道旁，十月钩帘起，并在束薪中。”[2]（P.292）兰薪相混，有谁还肯称其为兰呢？知道其有兰的用途呢？能知人者绝非平庸之辈，只有圣贤才能知人善任，但这样的圣贤太少了。人们感叹现实中知遇难求，于是反而崇尚古人，“过季扎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东汉梁鸿《适吴诗》）[2]（P.166）然而，能知人者并不一定是当权者，想要入仕还得得到当权者的认可。所以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士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赏贤上。梁鸿《适吴诗》云：“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兢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梁鸿适吴即是因为“疾吾俗兮作谗，兢举枉兮措直”，故寄希望于异州，渴望吴地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了获得贤者或者权势要人的肯定之外，获得民众的认可更为重要。儒家士人通过正心诚意的修身之举，施影响于周围民众，民众的口碑是闻达的第一步。儒家的价值追求在于合群、乐群，个人能否被他人认可就意味着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即意味着他“群”的能力的大小。但这种“群”的能力有时却并非与主观努力成正比，儒家士人所处的社会评价环境中包括良莠不齐的评价者，具有超前意识的贤能之士难免遭受冷落，曲高和寡者难免陷于孤独的境遇。东汉著名的愤世嫉俗之士赵壹曾作《刺世疾邪赋》，于篇末假托鲁生作歌云：“势家多所宜，劾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2]（P.190）诗歌深刻地表达了贤能之士的生存困境及其忧愤之情。
　　公正的评价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一生，而错误的评价甚至可以使一个人毁灭。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在奸谗之徒诬陷性的恶意评价中被毁灭的。屈原一生唯恐修名不立，但他被困于无人知的深深孤独中不能自拔：“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离骚》）。有时候，民众评价的失误是由于贤者的超前意识难于为人所理解，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却出于一己之私，蒙蔽贤者，称举恶人以结党营私，“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帷兮，谓申椒其不芳。”（《离骚》）在这种权奸小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恶意评判中，贤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同样，一些女性对于有毁名节的错误评判甚至以死来抗争。《贞女引》是汉人据先秦时期鲁国漆室邑女子的故事所作的歌辞。这一故事刘向的《列女传》和蔡邕的《琴操》等都有记述。传说漆室女感时伤世，倚柱悲吟而啸，却不能为世人所理解，反而被浅薄之人疑为“有滛心欲嫁之念”，于是她以死抗争。其辞曰：“菁菁茂木隐独荣兮，变化垂枝含秀英兮。修身养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善恶并兮。屈躬就浊世彻清兮，怀忠见疑何贪生兮”[2]（P.306），以“修身养行”欲建令名的鲁漆室女终不能忍受怀忠见疑、名节遭污的现实而以身赴死。这一故事在汉代的广为流传，与汉儒人生价值观中对知遇和名节的重视不无关系。另外，这一故事也映射出了以他者的肯定性评价为人生价值实现方式的道德性价值评价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