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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士人的人生目标是“学而优则仕”，贤能之士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必须入仕掌握政治权力，于是奔波于仕途的儒家士人视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肯定性评价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关键。但这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峰的上层统治者有时也并不具有正确鉴别人才的能力，因此“士不遇”的忧伤和“君臣遇合”的期待成为文学书写的常见主题。儒家追求的是一种公正的价值评判，生于大道旁的兰的最大不幸就是被人评判为薪，儒家的名分就在这种错误的评判中失落。《韩非子·和氏》篇记载的卞和泣玉的传说是怀抱美玉者（怀有才德的隐喻）与拥有最高评价权力的君王之间剧烈冲突的典型例子。卞和故事在汉代引发了怀才不遇之士的共鸣，于是人们针对卞和故事作《信立退怨歌》，配合琴曲来演奏。其歌曰：
　　“悠悠沂水经荆山兮，精气鬰泱谷巗巗兮。中有神宝灼明明兮，穴山采玉难为功兮。於何献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谗言兮。断截两足离余身兮，俛仰嗟叹心摧伤兮。紫之乱朱粉墨同兮，空山歔欷涕龙锺兮。天鉴孔明竟以彰兮，沂水滂沌流於汶兮。进宝得刑足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断者不续岂不冤兮。”[2]（PP.312-313）
　　卞和献玉就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所怀珍宝的价值，不忍将它埋没，以至于在承受了接二连三的酷刑之后仍不改其志。献玉在这里又多了一层信义的问题，因为玉的不被承认即是对卞和自身人格的否定，他也因此蒙受欺世盗名、求取利禄之嫌。他的悲痛一方面在于珍宝的埋没，另一方面是自身信义的失落，“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3]（P.95）。所以他不惜身残命危，坚持献玉，在两代楚王刖去了他的双足之后，“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这种悲壮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新楚王的好奇：“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壁’。”[3]（P.95）卞和受尽酷刑就是为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确认，当他终于立信于天下之后，遂辞封而去。卞和为献玉而泣血的壮烈行为体现了坚韧而执著的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但这种人生价值的确立是他者的正确评价给予的，尤其是通过上层统治者的正确鉴别而实现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评价，个人的才德、价值就犹如包裹于石中的玉无法得以彰显。正因为如此，作为评判者的权势要人往往会改变贤德之士的命运。
　　人有趋优本能，人永远追求更为优越的生存状态，趋优的结果是找到一个最后的精神家园和神圣境界作为皈依。当道德性价值能为人带来精神的超拔感时，人的趋优心理会使这种价值上升为具有准宗教意味的信仰，为了这种名节信仰，人们甚至可以为其献身。美国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指出，由于企图达到优越地位的努力是整个人格的关键，所以，我们在个人心灵生活中的每一点，都能看到他的影像。[4]（P.14）“趋优本能对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一种最深刻、最强烈的原动力。由于这种本能一方面根植于人的肉体存在中，一方面联系着人的意识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因此他本身就是身体与精神的统一体，它是低层次的心理欲求与高层次心理需要相融合的产物。在趋优本能的驱使下，人永远不满足于自身现状，为达到更优越的状态，他们可以不辞劳苦、忍辱负重、不懈追求。”[5]（PP.164-165）
　　为了获得令名，人们勇于承受严峻的考验，在磨砺中练就君子人格，《诗经·风雨》反复咏叹这种君子人格曰：“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賿賿。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序》云：“《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正因为君子难做，所以君子难得，因为君子往往是不为众人所理解的。贤德君子与作为评判席上的他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儒家士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致使其不能止于孤芳自赏，他们需要推己及人，胸怀天下，对民众进行“先富后教”。[6]（P.111；PP.214-220）贤德君子是启示民众的先知先觉，但曲高者和寡，他们往往是孤独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洞穴”故事。它的大意是说，一群囚徒世代居住于一个洞穴中，他们总以为洞穴中所看到的真实的事物是虚幻的影像。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了锁链，于是他发现了事实的真相，进而逃出洞外，发现了整个世界的真面目。那个解放了的囚徒为了解放那些还在洞穴中的囚徒返回了洞穴，可是没人相信他说的一切，他企图唤醒和解救他们的做法反而激起了众怒，囚徒们恨不得将他处死。他失败了，他的失败在于光明不能适应黑暗，他最终成为一个智慧的孤独者。[7]（P.45）柏拉图的“洞穴说”形象地说明了先知先觉所面临的一个二律背反：他不去解救大众则不是真正的贤者，他要解救大众却为大众抛弃。因为真理往往会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真正的贤者必然对人类存有深切的同情和关爱，“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太深切的爱常常反而不被理解。”[5]（P.121）这样贤者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了整个人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