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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生态风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一个新的视角。全球化视阈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在于能源风险的凸显、资源风险的考验、生态环境风险的加剧、核能风险的显现。当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诸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自然生态风险、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缺失、科技的“飞去来器效应”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在于调整能源发展战略、完善国家资源管理战略、加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建立核能安全机制。

　　关键词：全球化；自然生态风险；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85-05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间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高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社会已经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近年来，环境污染严重、灾害频发及资源结构性短缺风险逐渐加剧。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在寻求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由其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生态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所谓自然生态风险，是指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自然的、社会经济的与人们生产实践的诸种因素可能引发的危险、威胁或危机，“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①。自然生态风险当下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但纵览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这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脱离了全球化这一更加宏阔的世界视阈，我们就很难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更无法理解消解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深层意蕴和路径选择。因而，从全球化这一新视角来解读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不仅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研究的新视阈。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表征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西方社会经济的高增长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风险的凸显。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中风险问题的凸显，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传统自然生态风险的争论，也有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现代风险问题的争论，还有对全球风险社会的争议。由此，风险问题以系统的讨论和阐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及自然生态面临的危机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能源危机

　　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廉价石油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转换，促使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腾飞。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猛增加，但基于开采、加工、运输等条件的滞后，先后两次爆发了以石油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两伊”战争更是毁坏了大量油田，加之一些石化原材料资源的枯竭、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等因素，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再次爆发，使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疯狂地对能源进行掠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极大震荡。

　　2.资源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很多资源，诸如水、动物、植物、土地、矿藏等。这些资源既有可再生资源，也有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会自动更替，但如果对其消费过度就会打破它们的平衡，甚至消耗殆尽。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带来的是水资源的紧张、土壤退化与沙漠化、滥伐森林等一系列可再生资源恶化的后果，导致人们对资源的衰竭一度产生恐慌。一份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滥伐森林破坏了1500万公顷土地，绝大部分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丧失了740万公顷）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丧失了410万公顷）。②

　　3.生态危机

　　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大量能源和资源的耗费，同时将不计其数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资源衰竭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快速发展的西方工业社会。罗马俱乐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得出重要结论，工业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另一份研究也深刻揭示了西方工业社会面临的窘境：“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通，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换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③

　　4.核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不仅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还引起了全世界对核能的关注。由此，各国开始了核试验，核军备，核武器研发，同时也伴生着核危机和核事故。朝鲜战场一度弥漫核阴云，古巴导弹危机更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中东核危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核危机和核事故使人们意识到核能不仅有巨大威力，同时存在巨大风险。核的威胁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停留在它爆炸的那一时，它带来的巨大危害和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是长期性的。当代工业社会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了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由此带来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出现。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中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加剧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密切相关。这为我们全面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目前我国自然生态风险面临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压缩的现代化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加速，目前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形态，也不是纯粹的现代形态，而是一种混合形态，即历时态的社会形态和共时态的社会生活并存。在全球化语境下，自然生态风险类型呈现多样性，“风险共生”现象明显，表现为历时态的风险类型共时态的存在，风险相互叠加，交错复合。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和全球化的推进下，我国社会面临的自然生态风险源具有多元性，能源风险、资源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核能风险等大量呈现。各种风险的涌现，使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自然生态风险放大的诸多要素，自然生态风险的能量还将进一步释放，不管是风险的范围、主体、形式还是内容都将呈现全面性、整体性、潜在性。当前，我国社会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