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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分析，网络实名制之所以在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是由于所涉各方的诉求过多，难以形成同一个声音。在诸多质疑中，最让人焦虑的莫过于实名制可能阻塞公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空间，挤压公共领域这一问题。三、实名还是匿名：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之争公共领域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系统化的理论。他将其描述成一个与公共权力对立，产生于市民社会的，由大众舆论统领的、具有公共沟通和公共批判精神的空间。敬海新将其概括为“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4]。公共领域建构的前提在于公共性和批判性。公共性即不以私人利益为目的，能够以“单纯作为人”的态度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批判性体现在为了维护公民权益，能够针对国家颁布的决策、议题进行批判。离开了这两点，公共领域的建构将是无稽之谈。

　　作为新兴的、发展速度最快的大众传媒，网络是哈贝马斯语境下的最为典型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与亲身到场的联系越松散，与散布在各处的读者或受众的联系越是依赖虚拟在场，交往情景的普遍化、包容性和匿名性就越高[5]。公共议题通过网络得以展开讨论，表达意见，进而对国家事务和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国家尝试通过网络与公民互动，确定政策目标，并试图影响公众行为。网络成为了公共权力与私人生活正面对话的场域。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开始汇集于此，针砭时弊，指点江山。从这个意义上，网络生发出了中国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实名制本身只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政策工具，但当被嫁接到虚拟世界时，不免会产生争议。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国家与公民社会还未形成对立局面。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在中国还没有成熟的成长环境。网络之所以能够催生公共领域，主要在于它的匿名性。匿名就像为公众穿上了盔甲，在没有负担过多的政治压力下使一些人敢于说出内心的想法，借助于公共事件或公共话题，通过微博、BBS等公共空间发表政治言论，提高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进而聚合成公共舆论。在匿名身份掩护下，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批判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相反，一旦实行实名制后，公众就像是被迫脱下了盔甲的人，一言一行受到监督的同时，来自自身的安全感消失。当公众由敢言到不敢言，由有声到无声，公共舆论难以聚合，随之而来的风险则是公共领域的萎缩。

　　四、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责任与困境

　　围绕网络实名制引发的诸多争辩揭示，在推进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能使各方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利益整合中不可避免伴随着冲突，需要一个进行协商、调和的场域。例如，微博实名制在推行之初并没有寻求各方的意见，而是通过惯有的行政手段，出台由政府一方拟定的法规，将行政意志强加于微博使用者和运营商，以至于在推行前引起轩然大波。从本质上讲，实名制所引发的争论其实是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转型。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微博实名制本身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并没有综合多方的利益，即政策的推行绕开了多元利益主体，因而引起议论和反对；二是微博本身作为公共领域的典型代表，实名制无疑被公众认定为公权力挤占公共领域的表现。这种转型反映在公共领域这个哲学范畴上，实质是社会对国家权力侵占公共领域的反抗。在这种预设前提下，笔者以实名制为背景，深入分析网络社会在建构公共领域的责任及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责任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化转型》一书中，公共领域是一个由公共舆论构成、具有批判性的、介于国家权力机关和市民生活之间的场域[6]。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缓冲带，哈贝马斯认为，它在限制国家权力、维护市民利益、确保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灭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网络传媒实际上承担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和成长的重大责任。

　　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培育公共领域。由于近20年来出现的强国家势头，经济与国家机器结合，经济调控深入到各个角落中，并呈现越权之势，公民权利为国家所控制，行政部门过分干涉社会发展，以社会管理之名控制社会空间，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严重失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体现的是批判精神、社会空间恰好回应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实名制的政策出台过程中，行政力量的过分强势挤占了公众的空间，引发公共领域里的批判和反抗。

　　网络对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建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6]。哈贝马斯认为，“传媒的力量既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又统领了公共领域；被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的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7]。网络传播自身先天性优势明显，如微博保持了它内容的原创性，能够凸显个性和创意；微博是定制化的，个人可以根据爱好和需求，选择自己的社交空间，信息传播更具人性化；微博的信息传递比其他传媒更具裂变性，信息的传播速度与转发功能呈现“核裂变式的几何级数效应”[8]。最重要的是，微博是当今中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突破口，承担着开启民智、监督政府管理甚至发展公民社会的历史使命。自中国微博流行以来，引发上亿网民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和讨论，也使得非营利组织得到迅速发展。2011年初，学者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由于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的参与，很快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打拐行动不仅使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空前一致，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辅助政府相关部门提高效率、行使职能。再者，微博形成了一股网络参政议政的热潮。“动车事件”、“药家鑫案”、“郭美美事件”以及“吴英案”等，社会上每出现一件大事，就会在微博上掀起一阵议论的热潮。

　　（二）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的困境

　　目前，我国公共领域尚处于发育阶段，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对公共领域影响政治生活的预期。然而，这种预期却建立在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合法性和公众意见有效性的基础之上[9]。这正是当前中国的公共领域所缺乏的，也是网络构成的虚拟社会自身固有的不足。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看，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增加了网络建构公共领域的难度。虚拟公共领域使一部分民众从幕后走向台前，从对政治的冷漠到关注，从对公共政策的无声到有声，展现的不再是公共政策下的失语，而是有限的参与[10]。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公共领域被政治权力排斥和压制的现象，公共领域也曾发起反抗，并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势头，制约了公共权力的入侵。网络实名制后，人们不愿看到一个被政府严密控制的网络传媒，或者说，人们更喜欢不被别人盯着讨论问题。不管政府再怎么强调实名制是对网络言论的规范，是对虚拟世界的有效治理，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理由，因为他们感觉到公共领域被国家吞噬了，他们失去了言论的自由。

　　我国当前的网络公共领域陷入了两难困境，表面上看网络成为一个介于公共权力和公民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领域，其实质还是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并未产生人们所期盼的这个中间地带。当然，无论是公共权力还是公共领域，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公共权力一方面呈现出与公共领域分离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又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无法给予公共领域独立的空间。而网络这样的公共领域虽然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可以引导公共舆论，但是又无法避免网络参与本身的局限性，如谣言的传播、商业文化的渗透、极端化的倾向等问题，容易导致私人生活入侵公共领域，某种程度上来说同样威胁公共空间。五、实名制下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2012年3月16日以后，微博实名制逐步推行。2012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网络实名制立法决议。在网络实名制的问题上，我国政府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在如何对互联网这一公共领域实施有效管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民自由以及互联网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杜绝三种错误思想

　　第一种是绝对自由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实名制改革是对自己自由的“侵犯”。其实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如果没有良好的网络环境，如同在现实中没有安全环境一样，势必会对广大网民的安全造成威胁。

　　第二种错误是将实名制和匿名制绝对对立。实名制和匿名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现实社会中的实名制与虚拟社会中的匿名制、虚拟社会中的实名制与匿名制都具有互补关系。实名制的强度大则表现为实名，强度小则表现为匿名。

　　第三种错误观念是推进实名制就要一步到位，处处卡死，不给网民提供任何自由空间。实名制的实施应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由服务商以及网民共同决定。这些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在技术上深入研究，提出对策，以求在规范治理和用户隐私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