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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大地震灾害、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也促使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中。民间组织的志愿性、非营利性、独立性等特点，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贴近基层、回应性强，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深化，这一治理模式暴露出愈来愈多的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工具加以分析探讨，发现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要问题有：参与机制不足、公信力危机、制度认同障碍等。
　　（一）参与机制不足
　　公共危机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缺乏公众参与的公共危机治理必定是散漫、无效的。参与机制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参与渠道不顺畅。虽然我国民间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还存有一定差距，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民间组织基础十分薄弱，参与渠道不通畅，使得在信息传递、技术支持、救助实施等方面民间组织的作用大打折扣。第二，参与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个体普遍的“有限理性”难免会造成“搭便车”现象，个体理性导致的最终结果可能是集体的不理性，从而造成“公地悲剧”。公共危机治理本身就是系统性很强的社会体系，其中必然强调公众的参与。“搭便车”现象折射出的正是低水平的公众参与问题。民间组织参与机制不足，不仅无法满足普通民众参与治理的愿望，有碍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激发和培育，而且不利于社会力量的凝聚，无法发挥民间组织应有的作用，降低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二）公信力危机
　　公信力是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反映了公众对民间组织的信任程度。缺乏公信力极易导致秩序失范甚至引发对立，组织发展也将寸步难行。首先，近来郭美美事件等的持续酝酿和发酵引发公众对民间组织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最终导致民间组织信任危机的连锁反应，民间组织被推到公众和舆论的风口浪尖。民间组织的公益性受到质疑，不信任的氛围不断蔓延，势必对已建立起来的组织形象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公众的参与和支持。这对我国本身发育不健全、能力不足的民间组织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其次，民间组织自身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长期以来，人们依旧存有“民间组织是政府下属单位”等的认识误区，对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等特征尚缺乏了解。在日常工作中，民间组织如果在信息公开，财务往来、使用和去向披露，接受公众监督等内容上不能够深入展开，最终会导致自身处于普遍的低信任水平。此外，民间组织缺乏监督极易异化为个别人贪腐的工具，诱发信任危机，从而造成公信力资本贬值。低水平的信任感进一步强化公众对民间组织的排斥，降低民间组织的整体信任度，从而增加促成集体行动的阻力和公共危机治理难度。因此，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在于取得社会信任，否则只能功败垂成。
　　（三）制度认同障碍
　　制度不仅可以提升民间组织的合法性认同，同时能够起到行为规范的作用。民间组织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认同，在工作开展时往往力不从心。首先，从民间组织成立和运作方面，政府主导是我国民间组织的显著特点，集中体现在“双重管理”的现行民间组织管理制度。“双重管理”，是指政府出于对社会稳定和资源控制的考量，民间组织要先获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前者注重日常监督管理，后者负责审批登记。这种制度体现了管理风险分散的理念，本意是好的。然而，一方面，由于业务主管部门作为“理性人”，往往规避管理责任，不愿承担风险，加之管理条例对主管单位如何履职，缺乏明确规定和可操作的明文细则，导致民间组织在寻找业务主管单位时遭遇“闭门羹”，造成“找婆婆”困难，从而无法到民政部门登记成立。另一方面，政府控制民间组织成立，致使政府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同民间组织结合，民间组织的“行政化”或“准行政化”色彩浓厚，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俞可平教授指出，民间组织的发展既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很难想象民间组织的存在与发展。[5]其次，制度的不完善直接造成社会规范作用的弱化。一方面，相关法律和制度对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规定不够细化，对参与的范围、程序、方式、内容都缺乏明确的说明，可操作性差，因而在实践中很难实施；另一方面，少数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利用公共危机特殊时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乱发“灾难财”，造成群众抱怨不断，给公共危机治理工作带来困难。
　　三、优化社会资本，完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证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为促进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6]，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绩效的同时，能够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实现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然而，社会资本如果缺乏合理引导和有效利用，同样会造成和加剧目前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问题，影响治理绩效。因此，优化社会资本成为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良好运行的必然选择。
　　（一）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
　　社会网络不仅是维系和稳定个体成员间互动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民间组织实现良好公共危机治理效果的社会基础。密集的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限制、减少“搭便车”现象，而且能够产生公共舆论，从而奠定建立社会普遍信任的必要基础。公众参与和互动是社会网络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网络的良好发展必须从促进和引导公众参与着手。
　　1.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要树立“公共危机，共同治理”理念，摒弃“政府全能”的错误思想，通过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我组织能力。民间组织要做好公众参与工作，可以利用网页宣传、相关新闻报道等途径，让公众对危机情状有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减少参与的盲目性；规范志愿者招募程序，严格区分参与热情和工作能力，做好人员筛选工作，切实保证志愿活动的完成；对志愿者做好必要的保障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意外性损伤，同时有必要建立奖励机制，从而号召更多的公民能够积极投入到公共危机治理中。
　　2.增强公众参与治理的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民间组织要做好志愿群体的培训工作，对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尽可能详细的讲解，提高公众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明确工作任务，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公众志愿工作的引导，确保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增加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关乎民间组织的生死存亡，直接影响到其活动能否正常的开展。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评价说，“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因此，必须加强民间组织的社会信任建设，树立组织良好形象。
　　1.完善民间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可以通过板报、宣传手册等形式，做好日常工作的信息公开，自觉接受公众的质询，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在不良事件出现时，要做好同公众和媒体的沟通工作，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及时通报结果，减少公众的猜忌和疑虑，避免工作的被动以及谣言的滋生和蔓延。
　　2.加强民间组织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对内部自律的必要补充，同时也是民间组织不断改进工作，提升工作能力的动力。民间组织在加强自律的同时，要自觉接受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监督，及时发现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杜绝贪腐现象的发生；舆论、公众等则要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行使监督权，不能凭空捏造，更不能轻易相信谣言，以免陷入误区。
　　（三）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
　　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社会资本作用机制不健全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必须从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入手，规范社会资本运行，促进公共危机治理绩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