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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善相关法律，为民间组织创造生存与发展空间。一方面，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应逐渐放宽对民间组织成立的条件限制，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从而协调各方利益，共同致力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要加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法律建设，明确参与治理的形式、范围、程序等内容，将参与治理行为纳入法治轨道，规范民间组织的活动。
　　2.加强制度建设，注重引导培育。由于政府与民间组织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权力的让渡，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程度决定了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大小。[7]一方面，政府要重视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实现从规制到指导的转变，给予民间组织必要的技术支持，增强信任程度；另一方面，要通过财税优惠或政府补贴等方式，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帮助和促进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的重要内容，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等多方力量的参与。民间组织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同时也是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要素的重要载体，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急剧变迁，公共危机等事件不断涌现，社会资本理论为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克服目前面临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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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36.
　　[6]施雪华，林畅.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
　　[7]董晓倩，钟时.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J].行政与法，2009，（10）.
　　责任编辑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