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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理论，本节将对以下几个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是企业规模。现有企业规模对创新影响的理论可以适用在创新效率上。一是“熊彼特假说”:由于在规模经济、分担风险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竞争性产业比垄断产业能产生更多的R＆D激励，垄断企业的地位可能会削弱其创新激励(Arrow，1962)。有关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朱有为等，2006;冯根福等，2006;吴延兵，2006b)。因此，判别企业规模对新产品技术效率的影响将取决于实证结果。用地区大中型企业平均销售收入衡量企业规模(qygm)。

　　然后是产权变量。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工业来说，制度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很可能是影响自主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知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和收益的不完全独占性，国有企业享受了国家很多的科技优惠政策，获得绝大多数的国家科研资助。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产品研发越来越依赖于企业长期知识资本存量的积累而不是短期R＆D投资的增加，我国国有企业的知识资本存量也要远高于非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知识创新生产上具有先天的体制优势(袁志刚，1999;Atkinsonetal.，1980)。然而，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R＆D投入浪费，这将制约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总体而言，我们推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自主创新效率。本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来衡量产权变量(fgy)。

　　三是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外资技术溢出理论，FDI对内资部门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外资的竞争压力和潜在的溢出效应都可能促进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外资的进入，对内资企业形成冲击，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利润水平，从而抑制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据张宇(2009)的统计，在2005—2008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外核心期刊的有关中国FDI溢出效应的113篇研究当中，有63篇产生了积极的结果，29篇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是有条件存在或者部分存在，21篇否认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或认为存在显著的负溢出效应。针对不同的结论，判别外商直接投资与新产品技术效率的关系最好从实证结果中寻找证据。本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的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来衡量外资活动程度(fdi)。

　　四是进出口贸易。Coeetal.(1995)和Keller(2000)研究表明，以进口为载体的国际技术扩散促进了本地企业生产率增长，这在中国得到了印证(李小平等，2008)。对于出口对生产率的作用，Helpman(2006)认为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对于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出口中学习”效应是广泛存在的，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先进生产设备的引进和成本降低型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其自主创新能力或技术创新型生产效率的提高。关于中国出口是否存在“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却不一致。Perkins(1997)发现出口企业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明显高，Weietal.(2006)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存在显著的国际贸易溢出效应，而Fu(2005)和李小平等(2008)却发现出口并没有显著促进生产率增长，张杰等(2008)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因此，我们推测进口对新产品技术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出口的作用将取决于实证结果。本文将分别考察各地区工业出口(出口/GDP)和进口(进口/GDP)对新产品技术效率的影响。

　　五是研发投入。与张海洋(2005)和李小平等(2006)有所不同，本文R＆D投入考虑了两种要素:一是用大中型工业企业扣除R＆D劳务费的R＆D强度(科技活动内部支出/工业增加值)衡量R＆D投资(rdi)，二是用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比例衡量R＆D人员投入(rdl)。参考现有研究结果，我们推测两种R＆D投入都将抑制新产品技术效率的提高。

　　最后是技术改造、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国内技术购买。它们对新产品技术效率的影响将取决于实证结果。技术改造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技术改造费用占在工业增加值比例衡量(jsgz)，国外技术引进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技术引进费占工业增加值比例衡量(gwjs)，消化吸收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消化吸收费用占工业增加值比例衡量(xhxs)，购买国内技术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购买国内技术占工业增加值比例衡量(gmgn)。

　　比较分析上述因素对TE和NPTE的影响。对于面板数据来说，固定效应Tobit非线性模型通常不可能得到一致的估计值，只能使用随机效应Tobit模型。由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对解释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①发现fdi、export和import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83以上，说明它们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qygm与import的相关系数为0.47、fgy与fdi和export的相关系数在0.6以上，说明这些变量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余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在0.3以下，说明这些变量共线性问题较弱，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影响。qygm在TE和NPTE所有回归中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地区工业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大企业在规模经济、分担风险和融资渠道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相比小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效率。非国有变量的回归结果和预期有所不同，在TE所有回归中都显著为正，在NPTE回归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产权改革对工业生产效率水平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自主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非国有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较高有关。在后文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有助于促进R＆D投资效率，非国有企业却在R＆D人员投入上更有效率，因此总体上，产权改革没有显著促进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

　　fdi在TE和NPTE回归中都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效率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市场换技术”外资战略。出口和进口变量在TE的回归中显著为正，在NPTE回归中出口为正，但不显著，进口显著为正，说明进口和出口都显著地促进中国工业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进口显著地促进工业自主创新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主要与中国进口和出口商品结构有关。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大部分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或者机器设备，因此出口的学习效应主要体现在老产品上，对新产品生产效率则没有显著的作用，而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对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效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Helpman(2006)观点基本一致，即出口“学习效应”主要体现在老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上，对自主创新效率却没有显著影响。

　　rdi在NPTE和TE所有回归中都显著为负，而rdl都显著为正，这和预期结果有所不一致。这说明至少在短期，R＆D投资产生的成本大于收益，R＆D投资抑制了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而R＆D人员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改造对NPTE和TE影响不显著，这与近年来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有所下降有关。消化吸收对NPTE和TE都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工业消化吸收投入对新产品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NPTE和TE影响显著为负，国内购买对NPTE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引进和国内购买技术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

　　六、结论

　　总结以上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地区间大中型工业NPTE差异非常大，全国平均NPTE低于TE，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三大地区工业NPTE呈东部>中部>西部，总体上近年来工业自主创新效率呈缓慢上升态势;中国工业NPTE与TE的差距近年来有所拉大，没有出现过度R＆D导致的创造性破坏;企业规模、FDI、进口、R＆D人员和消化吸收投入促进了中国工业NPTE水平的提高，R＆D投资、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则有抑制作用，产权改革和技术改造的作用也不显著。中国工业R＆D投资与NPTE负相关与非国有产权特征有关，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知识资本存量低，缺乏国家优惠支持，短期过快的R＆D投资增长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多数新产品收益不高。

　　上述结论可以给出一些政策含义:首先，中国工业自主创新效率低于生产效率，说明中国工业R＆D投入低效率问题比较严重。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如果自主创新效率不能稳步提升，未来中国工业生产效率增长将不可能持续，因此，提高自主创新效率对于长期生产效率增长至关重要。其次，自主创新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得到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中国工业自主创新效率缓慢上升，R＆D产出弹性尽管很低，但仍然为正，以及R＆D人员对自主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这都说明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继续增加R＆D投入特别是R＆D人员的投入，不断积累知识资本和人员的存量。第三，短期R＆D投资抑制了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提醒我们要注重R＆D投资的使用效率。创新是追求效率的，如果忽视R＆D投资效率，R＆D投资可能成为一种烧钱行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不可持续。第四，积极支持扩大新产品生产规模，加大力度引进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和设备，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消化吸收投入，促进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范红忠，2007:《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研究》第3期。

　　冯根福、刘军虎、徐志霖，2006:《中国工业部门研发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李小平、朱钟棣，2006:《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第2期。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2期。

　　王兵、颜鹏飞，2007:《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东亚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5期。

　　吴延兵，2006a:《R＆D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

　　吴延兵，2006b:《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袁志刚，1999:《论知识的生产与消费》，《经济研究》第6期。

　　张杰、李勇、刘志彪，2008:《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

　　张海洋，2005:《R＆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第5期。

　　张海洋，2008:《我国工业R＆D生产效率和影响因素》，《科学学研究》第5期。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资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第10期。

　　张宇，2009:《制度约束、外资依赖与FDI的技术溢出》，《管理世界》第9期。

　　朱有为、徐康宁，2006:《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