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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框架内，管理基因通过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在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为了避免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引起的学术争议，本文用“管理扩散机制”替代“遗传机制”、用“管理创新机制”替代“变异机制”，用“管理决策机制”替代“选择机制”，这既符合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又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管理系统演化的主要特征。三种机制及其互动可以用来描述不同情境下组织管理特征的生成及其演化过程，从而构成较为完整而又抽象的分析结构。如同生物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一致，管理基因的扩散、创新和决策也必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管理基因同样对这些外在因素具有反作用。将这些外在因素的集合称之为管理情境，根据情境因素在管理基因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将管理情境分为能动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

　　1.能动性因素。能动性是指生命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行动。生物系统的演化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而对刺激做出本能性的反应，而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有意识的认知主体，这些主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针对刺激采取主动性的行动。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社会系统演化中的遗传是拉马克式的，而非达尔文式的，即人类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某些特性并能够保存下来。在企业管理中，这种能动性往往体现在企业家、管理人员以及作业人员的态度、能力、个性特征、知识结构、创新精神等对企业管理模式特征和管理活动选择等的影响上。

　　2.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是指影响或限制个体独立行动并做出自由选择能力的因素的统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当企业作为个体独立行动时，其结构性因素的外延会进一步拓展，包括政治、法律、教育、科技、伦理等各种宏观环境，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等。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管理特征就是根植于日本战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背景。因此，每种管理模式的关键特征不可能完全移植，甚至是无法移植的。

　　另外，在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框架中，能动性和结构作为情境因素不仅会与管理基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管理模式的生成和演化，也会独自发生作用或者两者之间交互作用影响管理模式的生成和演化以及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同时还为各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和管理移植的可行性论证提供了参照系和研究切入点。

　　（二）将管理模式作为中介变量

　　从演化分析的角度看，管理模式是一段时间内异质性个体组成的企业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性行为特征，既是管理基因要素经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结果，也受到能动性和结构等管理情境的影响。在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通常具有积累性，人们先前学习到的知识或积累的经验对其后的行为会产生影响。因此，管理模式是多种因素累积性因果关系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长时期的经验累积和不断创新的结果，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因此，管理模式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框架的中介变量。

　　（三）将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因变量

　　管理模式的先进与否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管理模式与管理情境的匹配程度，即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这就需要对具体情境下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的测量和评价。学者们普遍都关注管理有效性的测量问题并选取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如法默-里奇曼范式采用管理效率、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和孔茨范式选取管理效果，7S模型则选择一系列的财务指标，但这些指标要么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因过于关注财务类指标而流于片面。为保证测量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测量对象，但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要关注诸如收益、成本、利润等的财务类指标，又要兼顾诸如社会责任、环境效益、员工满意、企业形象等非财务类指标。

　　范式应用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在范式的应用中可以按照“管理基因—管理模式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的特征—有效性”的主流路线展开研究，也可以从中介变量—管理模式的特征归纳入手，然后通过历时性研究去解释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而管理有效性的判断也会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的切入点。而为了揭示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总结各管理模式差异的基础上，从能动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入手，深入挖掘决定一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情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