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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留守儿童家庭开始大量增加。这类家庭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对于儿童的学习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6102.55万，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为2948万。[1]四川省妇联的调研结果显示，2005年，农村中14周岁的留守儿童在校率仅有88%；眉山市和遂宁市成绩中等偏下和较差的学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分别为60.4%和91%；遂宁市成绩优良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只占6%。[2]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集体陷入了学习的困境。本文将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一困境。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家庭文化资本的界定
　　文化资本的概念始于布迪厄的研究。他提出：“文化资本……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呈现在我面前的。这种假设能够通过联系学术的成功，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3]（P193）也就是说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是与学业成就成正比的，而留守儿童由于拥有的家庭文化资本有限，相比于那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儿童，在学业上会面临更多挑战。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具体化资本、客观化资本和体制化资本。本文在区分家庭文化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基础上，从这三个方面描述家庭文化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不等于家庭背景，但从属于家庭背景；家庭文化资本不等于家庭文化，而是家庭文化中的一部分资源。家庭文化中的精神层面，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教养方式、娱乐方式、消费方式以及父母的修养等都是一种具体的形式，但不是所有家庭文化的精神层面都可以说是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只有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家庭文化才称之为家庭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而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是指家庭中的文化产品，它与家中物品的区别在于文化产品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普通产品的区别在于“普通产品往往只需要简单的、普通的消费方式即可使用和消费，但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一般要懂得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才能够使用文化产品”[4]（P138）。所以，家庭中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就是指那些能够被利用的文化产品。家庭体制形式文化资本就是指家庭成员的教育资格、学历证书等，即父母的学历、职业等。基于此，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在一定社会阶段，作为家庭资源的一部分文化产品，被家庭成员占有并且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利益）。此时，作为资源的家庭文化就成为家庭文化资本。
　　（二）留守儿童的界定
　　“留守儿童”中的“留守”就是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导致“亲子分离”，“儿童”就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5]但本文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外出打工的儿童。
　　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无论是体制文化资本还是客观文化资本和具体文化资本，都非常匮乏，从而导致留守儿童很难取得学业的成功。那么家庭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呢？
　　二、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解析他们的学习困境
　　美国幼教协会（NAEYC）的一份报告曾经指出，每个儿童都是带着不同的生活教育经验来到学校的。每个家庭的文化资本的性质将直接决定儿童经验的差异。[6]所以家庭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少会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一）从留守儿童家庭具体文化资本缺失解析学生学习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