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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30年来，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中外教育交流通史、留学教育问题、传教士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外教育关系史、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与影响等方面涌现出了较多的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广度不够、研究视角狭隘、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资料缺乏等问题。未来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需要在研究重心的下移化、研究理论的跨学科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平台的国际化、研究成果的多样化等方面下工夫。

　　关键词：教育交流；中外教育交流史；留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137-04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一定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这既是历史的昭示，更是现实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快了与世界各国教育交流的步伐，中国学术界也逐渐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热潮，这股热潮经久不衰，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30年来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一、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着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纵观近30年来的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外教育交流通史研究。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田正平教授编写的《中外教育交流史》。该书以“通史”和“问题史”相结合的方式，紧紧抓住“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这条线索，凭借“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和“同类著作中尚未见其匹”的大量文献资料，全面考察了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末400余年间中外教育交流的演变历史及其对我国教育各个方面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新世纪初中国教育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之一”。

　　2留学教育问题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成果的数量，留学教育问题研究都居于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之首。这不仅反映出留学教育是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折射出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远超于其他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外教育交流中，留学生是最活跃的载体，同时也是最早受到关注的研究对象。近30年来，有关留学教育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重点，既有留学教育发展史的宏观考察。也有留学教育发展史的微观研究，既有对于历史上留学运动的重新评价与审视，也有对于当代留学生派遣以及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的讨论与分析。对留学教育问题的研究不仅吸引了教育史学界、教育学理论界、历史学界、教育行政部门的专家，而且吸引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众多领域的学者的参与。此外，对留学特别是当代留学问题的研究，不再满足于历史线索的梳理和政策的描述，而更多地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留学生的影响，更多地关注留学生的心路历程的考察和发掘。

　　3传教士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研究。传教士与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学界对于传教士与教会学校的研究文章为数不少。但论及其与民国后中国教育近代化关系的文章却不是很多，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传教士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二是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

　　4中外教育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外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中外教育关系则是这一复杂问题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表现。在现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外教育关系史的研究中，学界对中日教育关系史和中美教育关系史最为关注。

　　5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实际上就是中外教育不断交流，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不断传入中国，并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所以，对于西方教育理论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外教育交流史乃至整个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研究成果颇丰。

　　6直接参与教育交流的组织团体及个人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近30年来，学界对于这一类特殊研究对象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但能够认真梳理这些团体和个人的所作所为，更能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功过是非。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曾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中外人物所进行的研究方面。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关注外籍教师、教育团体以及外国人对华投资办学问题的研究，教育交流史的理论研究等。

　　二、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和教育变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代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就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而言，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研究广度不够，研究地域失衡。从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本身的历史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这主要是由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所造成的。在中日教育交流的各个层面都涌现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如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等。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研究虽然从历史上看不如中日教育交流史的研究起步早，但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成为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美教育交流史研究的广阔前景和巨大吸引力，所以有关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在最近20多年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作的出版、论文的发表还是政策性研究，其数量就国别而言可能是最多的。但是，在中日、中美教育交流之外，无论是过去的100多年间还是现在，与中国发生教育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比如说，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发生教育交流关系的时间并不比日本晚，而且交流也几乎从未间断过，但是相应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除了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存在着薄弱和空白之处外，地区之间以及学校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如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等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与其他国家、地区或学校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也有待开发和进一步深化。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中，各个地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这既与有关的资料收集不易有关，也与教育交流的实际状况有关。

　　2研究理论的选择与借鉴不够，研究视角狭隘。科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是获取知识、把握规律的利器，也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在以往的教育史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方法论意识不强，对理论与方法的自觉思考和研究不多，以至于学术研究多为‘见木不见林’之作，局部有突破，整体难创新。”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目前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虽然“学科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学科发展不够，理论水平不高，可以说是繁荣中的贫困”。研究者未能以“更加开放的心胸，更加敏锐的眼光，去主动选择与借鉴现代众多学科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打破传统狭小的研究视野，开阔新的研究思路”。受传统史学和教育史学的影响，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史料的耙梳、整理、加工阶段，理论抽象层次不高，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