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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典型到非典型，从模式化到鲜活的呈现，典型人物报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近几年来，“小人物”频频引发关注，“最美女记者”“最美奶奶”“最美女孩”“最美妈妈”“最美司机”层出不穷，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自然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媒体掀起了一次次非典型人物报道的高潮，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媒体编辑理念的集体转向，带有范式革命的意味。2010年4月12日，央视推出《身边的感动》栏目，把焦点对准身边的普通人，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感人事件，开启了中央级电视媒体关注“小人物”的先河。这种转变更早可以追溯到《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的全新亮相。当时，该子栏目定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将镜头转向老百姓。在2011年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大型活动中，各级媒体记者接地气的蹲点采写，发现普通人与普通事，《劳动者之歌》《蹲点日记》赢得受众好评。

　　与此同时，网络也日益体现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专题策划上的先天优势使人物报道焕发出别样的魅力。腾讯网的《活着——中国人的一天》，网易2010年年终策划《选择》，搜狐网联合《京华时报》等20余家报社推出《坚守底线——平凡的良心》专题新闻策划，均引起强烈反响。发表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物榜单”的打造与广泛宣传，《南方周末》年度人物、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包括各地方的感动人物、孝道人物、经济人物等，此起彼伏的报道开辟了典型人物报道的一片新天地，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后典型”时代已来临。这种新的报道样式着重人物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社会渗透性很强，以往自上而下高层圈定宣传人物转变为自下而上民间评选典型人物。朱清河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报道是一种另类典型人物，可能无涉崇高、无关榜样，但都是各行各业人物和平凡人物的别样代表，依然可以算作典型人物报道内涵中溢出的边际外延。[1]

　　一、非典型人物报道兴起的原因

　　相比此前的典型人物报道，非典型人物报道为何受追捧？普通人物备受各类媒体青睐的原因及社会背景是什么？

　　1.对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反拨。长期以来，人物报道始终沿用的是一种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不是典型很难进入媒体关注的视野。而我国的典型报道一向又被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集团性战役式报道往往能使一个身处基层的普通干部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学习的楷模。这些被圣化的典型，往往是为配合中心任务、政策、方针自上而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人物报道更多是宣传性的，“意义的呈现”远远大于事实的报道。[2]尽管典型人物有时代特色，但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弱化，高大全的写作弊端日益凸显，典型人物报道这种模式往往导致典型与受众距离遥远，带有苍白的失真感。

　　近几年，大量自下而上的非典型人物报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这些被人群淹没的普通人，他们的理想与坚守，他们身上的亲情、友情、爱情与奉献的精神，穿过重重消费迷雾向我们走来，这些“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消费社会中日益匮乏却益显珍贵的价值与传统。正如“平凡的良心”专题编者所言：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需要众多平凡良心的支撑，这是一代人的责任，它不需要多么辉煌的事迹，从自己做起，为下一代做出行动的榜样，诠释美丽的人性和人格——宽容、担当、孝道、诚信、母爱、帮扶、独立、勇敢、公正、专注。该专题选择了各领域的各色人等，以真切的事实代替宏大的政治意义，人格力量在故事的讲述中彰显，价值观在故事的讲述中渗透。对事实本身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受众的尊重，受众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不愿意被强行灌输、喂养。

　　2.非典型人物报道满足了受众的审美意识、情感表达及对故事、传奇的需求。郭景萍在《中国情感文明变迁60年——社会转型的视角》一书中指出，社会转型带来了国民情感性状的转变，最显著的特点是情感回到人本身，向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人的个性回归。国人的情感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在：由“运动情感”转向“日常情感”，由“公共情感”转向“私人情感”，由“身份情感”转向“角色情感”，由“政治情感”转向“文化情感”，由“道德情感”转向“审美情感”。[3]日常情感是世俗的，然而又是自然的，人们信奉自然而自由的情感人格，企图用日常生活来抵制所谓崇高政治，用日常生活价值消解政治价值，人们的情感生活已逐渐摆脱了笼罩其上的种种政治与道德的光环，散发出朴素真实的日常气息。大量非典型人物报道正是以其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本色表达及独特的个人气质，感染了受众，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更重要的是，变革的人物报道因其价值内涵与人性关怀满足了受众寻找人物参照系的热情。陈力丹教授在《时代人物》周年寄语中强调：人，本来就是所有新闻的看点，“见物不见人”的报道因缺少灵气而备受批评。人总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寻求自己的影子、自己行动和思想的榜样，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感兴趣的“他人”，暗暗地与自己比较，模仿和感觉他们。[4]过去的典型报道，也强调鼓舞与示范作用，但往往因过度符号化、刻板化而让人拒之千里。当前的非典型人物报道注重人性与人情，在故事中呈现人性的深度和驳杂。

　　3.传媒关照现实的理性与自觉。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是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导致鸿沟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走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导致传媒文化的失衡。报道比例上，以白领、成功人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版面和栏目越来越多；传媒内容上，反映强势人群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东西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媒体对社会底层及边缘层缺乏关注，而这类人群占到了从业人口的约80%。传媒对底层人物的漠视使媒体缺乏地气，让媒体的公共精神“空心化”，传媒因此而陷入另一个困境。此种现象不独新闻领域存在，文学亦如此，热衷写小资、写中产，导致文学脱离现实，文学杂志也越来越远离读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在一片繁华喧嚣声中首先亮出底层路线，以“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的理念，以对小人物的小悲欢小期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真诚表达，创造了5年来发行量连续翻番，2011年达13万份的奇迹。[5]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除受媒体追捧的白领、金领，绝大部分社会群体，他们辛勤工作、恪尽职守、含着泪带着笑地活着，正如腾讯网2010年五一劳动节推出的策划《活着——中国人的一天》中所说：无所谓光荣还是卑微，他们只是埋头用一双手踏踏实实辛勤劳作，他们弱小而无声，却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大量的非典型人物报道是来自“我们”的故事与精神力量，不是“他者”的虚幻影像，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具有感染力，因而具有渗透力。传媒对他们的关注就是对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关注。深切的人文关怀必然赢得受众认可。传媒的视角向下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专业理性精神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