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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编辑独立人格的现实选择及意义

　　我国编辑的独立人格，虽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得以确立，但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连年的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这给我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编辑人格的发展也无奈延迟。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出版社和编辑队伍空前发展壮大，这时编辑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同历史的选择，开始认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替了“救亡”和“启蒙”的职业价值取向。这个时代的编辑大都确立了比较明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务实、严谨的良好学风和工作作风。然而，无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文化建设，对他们来讲，都属于新的未曾实践过的理论，因此在人格上比较依赖一些教条和解释。加上历史情势的制约，这段时期的编辑对新理论的理解，还未能摆脱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囿于思想文化战线的封闭性，这支队伍的眼界与知识面一般比较狭窄，创新意识不足，守成意识浓厚。依赖性依然是这一历史时期编辑人格的典型特征。

　　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七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我们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虚无主义盛行，知识分子非但得不到其应有的地位，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出版事业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受到制约，出版什么、出版多少不是由市场需要决定，而要由上级部门和政治需要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编辑和知识分子要保有独立人格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人格存在不再依赖于传统经典和封建思想，而更多的依赖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条和政治权力。

　　编辑人格的范型再次转型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产业中的产品也要求以商品的形式面向市场，这就要求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位要以企业这一市场主体出现和存在。由于我国出版业有政治、思想和导向的要求，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对出版业的管理还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出版社要由政府审批和行业单位管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出版物品种和书号管理由政府决定等。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出版单位一直保持着事业性质，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形式运行。对应其他领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可以说出版业的改革速度相对滞后。这种体制给编辑人格范型的转型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可使出版社处于“好处两头沾”的境况，无法充分调动出版行业生产力中的积极性。对编辑人格来讲，其价值观选择上仍有一定的依赖性，使独立人格的发展不够充分。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化振兴的战略需要，国家对出版社的管理政策发生改变成为必然选择。

　　在出版社改制这一历史性巨变中，编辑的独立人格塑造意义尤为突出和关键。毫无疑问，出版社转企后，出版社的经营理念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经济效益和利润指标的考核必将成为出版企业管理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编辑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管理的新压力。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无论出版改革如何发展，都不能把经济效益当做工作的出发点或最终目标，更不能认为经济效益就是编辑人格的价值追求。毋庸置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独立人格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即具有独立人格的编辑首先是要以自己的职业能力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编辑出版的劳动创造赚取报酬，以换取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对社会中物的依赖性，也是正常人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构建社会关系的起点。但其目的和价值指向是形成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即以满足社会民众全面的多种多样的精神需求，全面发展全社会的各种关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全面能力为最终目的和价值需求。简言之，编辑的独立人格范型以经济效益为基础、以社会效益为价值观导向和目的。独立人格的独立性表现在不是摆脱社会物质基础而独立，而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上的独立。拥有独立人格的编辑价值观不再停留在对物质文化和权力的依附上，而是超越依附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和面向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

　　当今时代，是随着科技发展而日新月异的大文化和大媒体时代，编辑对象已从图书、报刊、音像、电影、广播、电视，扩展到电子、网络、数字出版、移动阅读等众多载体，这就要求编辑肩负起对各种传媒载体所传播的内容进行把关的社会责任，这就使编辑在社会生活中的职业范围更加广泛，重要性日益凸显。柳斌杰提出，要成为无愧于时代的新型编辑，就要承担“三种责任”：“一是文化责任，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把当代的文化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二是社会责任，就是编辑要对一个时代信息传播的后果和推广的内容进行思考和处理；三是历史责任，就是要把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所从事的伟大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历史真实记录下来，使千万年以后人们依然能够知道像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像欧洲文化记录了文艺复兴的历史一样。”为此，编辑要具备“四种新的素养”，即“开阔视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坚持创新”，不能还停留在依赖人格是无论如何难以实现的，只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独立人格上。

　　与早期编辑的独立人格相比，当今编辑要塑造的独立人格有了巨大的发展和飞跃。从指导思想和价值观来看，早期编辑独立人格的出版实践指导理论，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无政府主义及朦胧的非系统的马列主义；当今编辑的价值观和出版实践指导理论，则是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早期以“启蒙”和“救亡图存”为从事工作和事业的目的不同，当今编辑的独立人格工作和事业指向，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从这个意义讲，当今时代编辑所具备的独立人格，是对早期编辑独立人格的继承，更是超越和发展。他们全面掌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役物而不被物役，使利而不被利使，主动承担文化传播、文化引领和文化产业振兴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我国编辑的独立人格将以历史的觉悟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向理想的自由人格范型迈进。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108-109.

　　[4]左旭初.中国出版业先驱与“中华”牌书刊商标[J].中华中国与发明专利，2010（10）：59.

　　[5]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