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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版及引用文献之语言

　　学术的创新与进步讲求将彼此沟通的学术社群群体扩大，因此强调学术国际化的重要性，希望研究者的视野能提升至国际层级，让全球研究群体都能掌握到最新的研究发展，而在英语为世界主要沟通语言的情形下，要使个人研究成果具有国际能见度，基本要件即是以英语为出版语言。

　　但事实上，以何种语言为研究出版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学者在选择发表语言时，通常会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此研究应该要和什么样的人讨论及对话;二是如果要让此研究最大的同行团体利用及批评这篇文章，应该要以何种语言发表(朱敬一、王泛森，2001:7—10)。对某些学科而言，语言只是表达工具，而非思考模式，但对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意味着语言“之中”思考，故研究者本身最熟悉的语言，即是最具学术原创力的语言，也往往是研究者本身的母语，而非第二或第三外语(张小虹，2003:12—14)。因此受到母语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均习惯先在本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接着才往国际期刊努力，而能在非本国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文献，其困难度也是最高的。

　　Nederhof和Zwaan(1991:332－340)研究A＆HCI及SSCI数据库中6个学科，发现非荷兰籍的学者大都知道以英文出版的荷兰期刊，但并不清楚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期刊，且研究结果除显示以英语出版的文章较具能见度外，也显示非荷兰籍的学者由于语言障碍的问题，会看不懂且不会去注意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相关期刊，使得语言成为学者是否会阅读某篇文献的先决条件。其他相关研究也指出，自然科学家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常以英文作为著作发表语言，如Kyvik(1988:162－172)的研究显示，挪威44%的人文学者及54%的社会科学学者是以外国语言(英语)出版，而自然科学家使用外国语言出版的比例高达80%，医学领域科学家的比例甚至到达84%，因此自然科学及医学领域的学者比人文社会学家更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国家出版，而Kyvik认为社会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出版国际化程度低的原因有三:社会科学的研究较具地域性;在以英文为出版语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较小;社会科学的报酬系统(RewardSystem)较无刺激国际化出版的诱因。

　　进一步比较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Broadus(1971:236－243)检视及比较过去学者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及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结果，显示这5个学科以英语出版文献的比例高达87.7%至99.3%之间。人文科学领域方面，以Knievel及Kellsey(2005)分析艺术、古典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及宗教等8个学科为例，其发现8个学科的主要引用文献语言均为英语，其分布比例高低依序为哲学(99.7%)、宗教(84.7%)、文学(83.8%)、历史(80.5%)、古典学(79.2%)、音乐(71.9%)及艺术(65.3%)，整体而言，8个学科引用英文文献的平均比例为78.2%。

　　就研究性质及对象而言，除了英美语系国家外，每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常因研究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对该国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及提出建议，因此自然会以最符合该国文化与思考的语言作为文献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但以英文作为主要发表语文的引用索引数据库会导致学者经常引用的文献也是英文文献，因此未被引用索引数据库收录的期刊，通常代表其所能发挥的国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并不表示其重要性或质量的高低。研究出版品的出版，除了涉及研究者本身的语文能力外，在学术传播的考虑下，为提高出版品之能见度及影响力，多数阅读者的语文能力是研究发表的重要语文考虑因素，导致受到国际关注的国际性期刊系研究者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的最佳投稿处。而引用索引数据库也以英文文献为主要收录对象，于是在以英文为出版主流语言的趋势发展下，大者恒大的现象更是愈加明显，即使研究成果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语言却成为影响研究能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亦即对具有本土区域性研究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许多专业期刊文章或图书著作只能透过区域性的索引数据库才能搜寻到。

　　(四)参考文献之分布时间

　　在各学科领域的比较上，针对生物化学、化学、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7个学科之期刊，Cole(1983:111－139)发现物理学、生物化学及化学期刊有55%—62%的参考文献是最近5年的资料，社会科学期刊则为40%，为7个学科当中比例最低者。如进一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管理学方面，Popovich(1978)以31篇博士论文，计2805个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7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

　　经济学方面，Robinson及Poston(2004)针对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的1999年78篇文章之1759个参考文献，发现平均36%的引用文献为5年或5年以内的资料，6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政治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通过分析政治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将引用文献来源依图书及期刊分开讨论，其中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34.19%，而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则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5.11%。社会学方面，Broadus(1971)的相关研究显示有近七成的引用数据于最近10年出版。

　　在人文学科部分，图书信息学方面，施孟雅(1992)发现1981年至1990年图书信息学期刊引用文献为近5年的比例为48.4%，近6年至10年之比例为22.1%;Hamade(1994)分析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声望的图书信息学期刊MaktabatAl-Idarah，发现引用文献的时间分布有46%是在5年及5年以内，25%为6年至10年之间，10年以上者占29%。哲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分析哲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17.30%，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1.16%。历史方面，Jones等人(1972)发现中世纪历史、早期现代历史及晚期现代历史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者分别占17.4%、22.8%及13.8%。文学方面，Heinzkill(1980)对15种1972年至1974年出版的英国文学研究期刊文章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被引用的图书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引用图书的74.11%，而被引用的期刊文献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期刊引用文献之61.44%;而Thompson(2002:121－136)对19世纪英美文学的图书及期刊文章计6708个引用文献分析，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41.0%。音乐学方面，Baker(1978)对MusicandLetters、MusicReview及ProceedingoftheRoyalMusicalAssociation3种音乐核心期刊1965年至1974年所发表文章的参考资料分析表明，引用1970年以后的资料比例仅占2.92%，而1960年至1969年之间的数据比例为25.15%。

　　另Griscom(1983)分析1975年至1980年音乐学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51.2%。

　　对于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远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Price(引自Jonesetal.，1972)将之作为学科软硬程度的划分依据，其依据参考文献的时间以最近5年的比例来作为区分标准，亦即当一个学科约42%的参考文献为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硬科学(HardScience);如果约21%—42%的参考文献为最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软科学(SoftScience);如果在21%以下，则不算是科学。

　　虽然对于软硬科学的参考文献在最近5年出版品的比例，可能会有争论存在，但从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对比例来看，其可反映出自然科学的出版品较讲求出版时效，文献半衰期较短，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立即指数及影响系数量化指标，即是测量自然科学文献出版后一两年内被引用的情形，显示自然科学可于短时间内发挥影响，因此最具出版时效的期刊，不但是自然科学最主要出版品，也是科学家最主要的参考文献来源。从表2列举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结果，可得知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家更常参考10年或10年以上的出版文献，且“成文化”程度愈低的学科，其参考出版时间较久的数据比例也愈高。因此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比例亦说明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半衰期比自然科学长的原因，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往往不会在一两年的短期时间内开始产生影响力，有鉴于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并不宜以短期间的被引用次数作为评鉴标准。

　　如进一步探讨及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结果，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引用文献的出版品来源及引用文献的分布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图书出版数量虽然低于期刊文章的出版量，但二者的差距并不大，显示图书与期刊均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主要的出版品种类，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引用较多的图书数据，表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者仰赖更多的图书，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当看重的参考资料。此外，最常被引用的出版品种类也反映了其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处所，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不如自然科学者有出版发表上的时间压力，出版时效较高的期刊自然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唯一主要出版处所。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使用较多较旧文献的情形，也能反映出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半衰期较长，并说明出版时效比期刊低的图书为何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及主要的被引用来源，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其引用的图书文献比例及文献分布时间也更高及更长。表1、表2及Nederhof等人的研究显示图书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产出及参考资源，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行研究产出之学术评鉴时，仅以期刊评鉴不能充分反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必须将图书纳入考虑，甚或是给予图书更高的权重。此外，须以较长时间的出版状况及被引情形评鉴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鉴指标

　　虽然文献显示多数之学术评鉴是以学科、系所或大学等单位为目标，但就学术表现或结果的基础来看，其最小之累积单位均是研究者个人之学术成果，因此无论是系所、大学、学科或国家等评鉴层次，都是建立在个人之研究成果评估之上，以显现出该团体之学术水平。虽然团体之学术水平反映的是团体之整体印象，然大部分出版品可能只是团体中少数人之成果，因此当团体中有学术表现凸出之研究者，其他表现较不出色之研究者也可能会因杰出人员之表现，不致影响团体之整体学术表现。因此个人层次之学术评鉴才是最能确实显现学术表现之差异，并作为各层次团体之学术表现的参考信息。

　　以学科领域来看，学术评鉴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盛行之原因，除现代化国家以科技作为国家竞争之基础，导致特别重视科学活动输入与产出之间之效益外，主要也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性质，无法直接套用自然科学之学术评鉴指标来评估研究成果。不过，就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之研究发展，因此在学术评鉴愈来愈受到重视之发展趋势下，有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之学术评鉴指标探讨也日渐受到关注。如1999年，荷兰莱登大学的CWTS接受比利时Flemish地区高等教育当局委托，希望能解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缺乏学术评鉴之书目评鉴指标问题，以提升大学之研究质量。此研究认为书目计量法虽是一种较具一致性及减少主观因素影响之评鉴方式，但由于其无法考虑到所有被评估对象之特殊性质，必须再加强质的分析，故提出需要发展出一个学术评鉴方法及针对研究产出进行分类的看法(Luweletal.，1999)。然因调查资料搜集不完备及评鉴之复杂性，此研究最后并未提出一套学术评鉴指标，不过，该研究提出对学者出版品质量之讨论，认为出版品性质必须依重要性区分，并提出期刊排序之概念，换言之，此研究已提出出版品权重和期刊之排序方法。2004年，加拿大社会科学暨人文科学研究协会(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ResearchCouncilofCanada)亦提出一份有关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书目计量指标使用之研究报告，目的在确认人文社会科学特性对书目计量指标在其评鉴结果之影响，并强调应用书目计量指标于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评鉴时，必须考虑学科特性之差异而小心使用(Archambault＆Gagne，2004)。可见因学科特性之差异，人文社会学科评鉴并无法与自然学科评鉴采用相同一套评鉴指标，加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评鉴准则很难制定，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一直存有很大之问题与困扰，不如自然科学评鉴之普遍。然为分析学术评鉴指标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评鉴上之适当性，以下将透过几个实例，协助了解目前学术评鉴指标之内容及应用情形。

　　(一)应用在所有学科领域之评鉴指标

　　1.英国RAE

　　源于1986年之英国RAE系典型且具声望之同行学术评鉴方法，其评鉴目的系在提供英国各大学经费分配之参考依据，并提供社会大众对英国大学各学科研究质量之了解。RAE完全采用专家评鉴方式，且考虑各学科性质之差异，各自聘请学界及业界杰出人士担任评鉴小组成员，就该领域系所之研究成果予以不同等级之评比，得到最后两个等级者，将无法得到政府之经费补助。

　　以2001年RAE为例，其总计共针对医学与生物科学、物理与工程学、社会科学、区域研究与语言学、艺术与人文学等五大领域，计68个学科进行评鉴。所有学科之评鉴方式均是由评鉴委员对志愿被评鉴系所填载之研究人员基本资料、研究产出、研究经费、研究生人数及其他研究成就补充信息等制式数据进行审查。由于RAE特别看重出版品质量，无出版品种类及媒体形式之限制，因此电子媒体与其他媒体出版品之评分比重是相同的，且为尊重学科特性，评鉴委员得以讨论方式决定该学科最重要之出版品种类。以图书信息学科为例，评鉴委员最重视研究性图书、学术期刊文章、经审查的会议论文、已出版之研究报告(如为组织内部出版品，则权重较低)、图书章节及基础研究等较严谨之高质量学术出版品(Elkin，2002:204－208)。

　　志愿参加RAE评鉴之系所须自行决定要提交代表该系所研究表现之研究人员，因此RAE虽是以系所为评鉴单位，进行相同学科下各校系所之评比，但因系所之学术表现系由代表参与评鉴之所有研究个人学术表现决定，故系所之整体表现系建立在个人之学术表现基础上。换言之，最重要之基础还是在于该系所拥有相当学术水平以上之研究人员，才能使该系所有相对较好之整体等级评定。RAE强调出版品之重要性与出版品之外在形式无关，内容质量才是关注重点，其自1992年起将评鉴对象限制在研究性之学术人员，排除教学及行政人员(Hodgesetal.，1996)，并自1996年起规定每位被评鉴人员至多可提交4部最佳研究著作，显示出版量多寡并不是评鉴重心，且评鉴委员也不参考引文分析数据。此外，RAE也成为许多国家之评鉴参考模式，以香港为例，其于1991年至1994年间开始发展进行相同学科下之系所评比，不过，自1999年起，采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TheCarnegieFoundation)对研究及与研究相关学术活动之定义，以发现(discovery)、整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integration)、应用(application)及教学(teaching)作为评鉴基础(French，Massy＆Young，2001)，并不单就研究导向之著作进行评鉴。

　　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专任教师之学术评鉴指标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专任教师之学术评鉴指标系横跨五大学科领域之8个学术评鉴指标，其学术评鉴指标依性质可分成4大类(Bannister，1991:215－224):

　　(1)研究经费:每位专任教师所获取之研究经费案数及总金额数量。

　　(2)出版品:每位专任教师之各种出版品数量，出版品之种类包括图书、编辑的图书、图书章节、经审查之期刊文章、会议论文等，并依重要性给予不同权重值，以计算出每位教师之出版品总点数。

　　(3)研究生数目:包括每位专任教师于3年内所指导之硕士后研究生数目，以及已取得博硕士学位之研究生数目。

　　(4)研究影响力:即每位专任教师所发表之期刊文章之影响系数，其数据系参考“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s)，但此项评鉴指标并非适用于所有系所，系为一个选择性的评鉴指标。

　　(二)应用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之评鉴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