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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三所大学共抽取500名大学生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67份，有效回收率为934%。其中男生221人，女生246人，平均年龄2045±159岁。
　　22方法
　　221大学生社会情绪量表
　　Forgas（2000）将社会情绪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评价情绪，是指个体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事件做出的无意识的情绪表达，如蔑视、憎恨、羡慕等；另外一类是社会关系情绪，是指个体在感知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中体验到的情绪，如羞耻、尴尬、妒忌、骄傲、伤心、焦虑等。二者区别在于，社会评价情绪是个体指向他人的，凭直觉做出的情绪反应，社会关系情绪是个体站在关系互动角度上，指向自我的，基于对自我情感分析基础之上做出的情绪反应。佟雪峰（2014）认为大学生被唤醒的消极情绪按照对象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指向自身和指向他人的。
　　鉴于以上文献梳理，本研究以负性不公事件为背景，将社会情绪定义为消极情绪，它发生在特定情境中，是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情绪体验。根据Forgas（2000）划分的维度结构，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负性或不公事件为背景，通过访谈、试测后最终编制出11个项目，其中有两道反向计分题，包括社会评价情绪维度和社会关系情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分数越高，负性社会情绪程度越高。该量表KMO和Bartlett的检验效度为0803，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子维度信度分别为074和07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拟合指数良好，结构效度良好（见表1和图2）。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模型拟合良好，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一定的拟合水平，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222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由杜建政、祝振兵、李兴琨（2007）针对大学生群体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19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内在公正”“内在不公正”和“终极公正”，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分数越高，“内在公正”、“终极公正”水平越高，“内在不公正”水平越高，本次测量量表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效度为087，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子维度信度分别为“内在公正”080，“内在不公正”077，“终极公正”09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371，CFI=091，TLI=092，RMSEA=009。
　　223社会幸福感量表
　　采用由苗元江和王青华（2009）修订的Keyes编制的量表，共有15个项目，五个维度：“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社会整合”和“社会贡献”，采用Likert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强。本次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子维度信度分别为“社会贡献”088，“社会实现”085，“社会认同”074，“社会整合”073，“社会和谐”07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效度良好，χ2/df=342，CFI=092，TLI=089，RMSEA=008。
　　224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190和Amos170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3结果
　　31负性社会情绪、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表2描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积差相关，各变量的相关结果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大学生负性社会情绪与社会幸福感显著负相关（r=-0261，p<001），说明消极情绪越高，大学生社会幸福感水平越低。公正世界信念因子“内在公正”“终极公正”与负性社会情绪显著负相关（r=-0210，p<001；r=-0167，p<001），与社会幸福感显著正相关（r=0502，p<001；r=0565，p<001），“内在不公正”与负性社会情绪显著正相关（r=0358，p<001），与社会幸福感显著负相关
　　（r=-0142，p<005）
　　，说明公正世界信念越高，消极情绪越低，幸福感体验越强。公正世界信念因子中，“终极公正”得分最高，“内在公正”得分最低，这与刘晓秋和李芷凌（2014）以及刘长江，殷晓菲和赵然（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
　　32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公正世界信念在负性社会情绪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研究先检验负性社会情绪直接作用于社会幸福感的模型，然后检验加入公正世界信念后模型的拟合情况，拟合数据见表3。
　　如图3所示，负性社会情绪对社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4，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对社会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016（p<0001），但依然显著，故“内在公正”与“终极公正”在负性社会情绪和社会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中“内在不公正”在负性社会情绪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未验证。
　　4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