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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祭祀阶层的规模及层次的划分。相关考古材料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专业祭祀人员，即“巫觋”阶层。不仅如此，从牛河梁积石冢群墓葬规模、死者随葬品看，当时的“巫觋”阶层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专业群体，而且内部应该有明确的分层和分工。以筑有祭坛的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为例，牛河梁第二地点紧靠祭坛的2号冢1号墓被考古学家看作是中心大墓，虽然墓内已被严重扰动，未见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但从墓的规模看死者的身份是非常高的，其身份应该是部落联盟首长兼第一大主祭。第二地点围绕祭坛的五个积石冢数十座墓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级别的巫觋集团，这个集团中有男有女，男觋占有绝对多的数量。而1号冢无疑是这个巫觋集团中级别最高的一些巫觋，1号冢是第二地点五个积石冢中发现墓葬最多的一个冢，已发掘的就有27座，而玉礼器也主要出自这座积石冢内，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礼器的几种形制在此冢中均已具备，如玉箍形器、猪首龙形器、勾云形器、玉璧、双联璧、琮形器（竹节状珠）等。尤其是21号墓、4号墓、14号墓的主人很可能具有主祭者的身份，其余的墓葬死者可能是这一高级祭祀集团中地位较低的负责各方面具体事物的并对主祭们负责的祭祀人员。
　　居于祭坛东侧的四号冢，因最外层整齐地立置一圈无底筒形陶器而被考古学家称之为“筒形器墓”。四号冢已发掘墓葬14座，随葬品主要为陶器，个别的随葬玉器，一般只有一件。最典型的是第5、6、7号墓，随葬品均有双耳彩陶瓮，墓外立置无底筒形器一圈，直径在6～7米。位于四号冢东北侧的五号冢冢界内侧也保存有成行排列的筒形器，但规模较四号冢小得多。因此，我们推测四号冢、五号冢可能是以筒形器为主的陶礼器的管理者或以陶礼器主持仪式的祭祀者。
　　牛河梁第五地点又是一处坛冢结合的遗址，共分三个单元，第二单元为祭坛，第一、三单元为积石冢，形成了另一个祭祀集团，虽然规模小于第二地点，但层次却与其相当。其中1号冢可分出三层，下层有窖坑，出有彩陶器和斜口器等陶礼器；中层有筒形器成行排列的迹象，附近散布有圆形石堆和烧土面；上层为大型积石冢。此冢中的中心大墓，出土了成组的玉礼器，即有玉璧2件，玉龟2件，勾云形器1件。其出土的组合与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具有主祭者的身份，他们是玉礼器的掌管者和使用者，1号冢是这个祭祀集团中级别最高的巫覡。3号冢有成圈排列的无底筒形器，未发现玉器，也无中心墓葬。与第二地点的第4、第5号冢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应该是以筒形器为主的陶礼器的管理者或以陶礼器主持仪式的祭祀者，级别上也逊于1号冢的那些祭祀者。通过对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几座积石冢墓葬内容的分析可知，红山文化时期，巫觋的职业化已十分明显，已形成庞大的专业的祭祀集团，而且，在这个集团内部又可分出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分工，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从墓葬随葬品中所反映的信息看，高级别的巫覡应当还是公共事务的领袖，具有官僚化倾向。正是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逐渐演变成中国特点的政治体制。
　　第四，考察分析祭祀仪式的各种情形。在东山嘴、牛河梁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等祭坛遗址中，出土的成组的玉礼器，成排、成圈立置的无底筒形器以及大型女神坐像，这些材料本身就反映了红山先民在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时举行仪式的某些信息，但是我们还要搜寻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推断红山先民举行祭祀仪式的宏大的场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在东山嘴祭坛还是牛河梁祭坛，都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红烧土面和灰土堆积，显然这是长期用火遗留的痕迹，从而我们联想到古代文献记载祭祀时有燎祭的仪式。商代的燎祭，仪式很多，见于卜辞记载的有柴、尞、禘、木、烄等。卜辞中存在大量关于燎祭的记录，如“尞于东母三牛”、“尞于岳”“尞于帝云”等。{11}《礼记·祭法》亦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颖达疏解云：“燔柴于泰坛者，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为什么要用燔柴这种方式祭天呢？他进一步解释说：“以天之高，故燔柴于坛。”“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因为天高高在上，无法企及，人们只有通过燔柴，借助冉冉升起的烟雾来传情达意。《尚书·尧典》记载舜在泰山“柴”祭上帝：“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表明舜曾经在泰山举行过燔柴祭天礼。燔柴祭天，也就是“燎祭”，燎祭时不但使用了玉、牲等祭品，还有焚人祭天的可能。朱天顺先生研究指出，在原始社会，祭天就常采取将供物火烧烟化的办法。原始人群以为供物经烟化后，能直达天上，便于天神享受。{12}东山嘴祭坛、牛河梁祭坛所发现较大面积的红烧土面和灰土堆积，说明红山先民在祭坛上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过盛大的燎祭仪式。在燎祭仪式中，应当有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祈祷和舞乐行为，从而把祭祀活动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