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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指标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登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台，以“滑雪”技巧作比解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首次提出经济增长“双引擎”思路，并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充满信心。他的这番讲话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形势都在发生着重要的调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几近29%，对亚洲经济贡献率超过50%的中国如何应对“新常态”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能否顺利走出“新平庸”。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2015年，中国新闻对外传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做好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研究，在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经济大势的前提下，解读好新常态下的各项改革以及热点议题。 

　　新常态下的新思维 

　　2015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新常态下的“第二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人们寄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能够顺利度过“三期叠加”——经济增速减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带来的阵痛，尽快以新思维、新观念应对新常态。 

　　过去一年，无论是人的观念、社会治理、经济结构，还是增长动力，都呈现了揖别旧常态的信号，例如新业态投资、动车出口、一元钱办公司、创新宏观调控，就业不降反升，互联网创新引领的创业潮，服务业崛起，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进一步降低，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外资吸引额等。今年地方两会上，习惯了群雄逐鹿模式的地方政府在区域协作上呈现新气象，“京津冀协同发展”均被写入三地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发展纲要也已经进入报审阶段。此外，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还率先取消了GDP增长目标。可以预见，随着地方两会的陆续召开和全国两会的举行，更多展现新思维、新观念的政策亮点会浮出水面。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关键的一个，引领这些新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正是人的新思维和新观念。如果对外传播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只关注数字或现象，忽略背后的新思维、新观念，报道就很难生动深入，很难揭示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波澜壮阔。 

　　从实践来看，要呈现新观念和新思维，一个百试不爽的切入点就是关注那些让人矛盾或纠结的地方，因为新观念的产生总是会遭到旧观念的阻挠，甚至带来新的利益冲突。 

　　以转型中最困难的省份黑龙江为例。作为“中国号”列车的车尾，黑龙江去年的工业增速只有2.4%，远低于8%的测算值，虽然能源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过高，结构调整一直是老大难问题。由于去年国际油价的意外下跌，再加上一些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黑龙江在史上最难经济发展期真的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在关闭转制、精简人员方面有了突破。 

　　同样，我们也关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省份的压力，例如浙江。当地政府最近与中国航天系统正在共建中国第一个航天技术产业化平台，力求把数万项尖端科技专利逐步向民间释放，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在那里，转型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另一个案例就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2014宏观经济指标新闻发布会。我们以《24年最低增速背后的微笑逻辑：国家统计局局长笑答记者问》为题再现了他在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区间的追问时，对“新思维、正能量”苦口婆心地强调。应该说那是一场动情动容的发布会，马建堂提出未来统计工作的新思维就是要引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上，用更大的精力刻画、统计和分析中国经济在结构和质量上的变化，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统计总量和速度上。从他当日当时的言谈就可以看出新常态引领的新思维转变。 

　　新思维也体现在中国如何看待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国际活跃度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反映了中国在新常态下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此后，丝路基金、亚投行战略的提出，以及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了中国在加快其自身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的准入，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让各国投资者在中国挖掘源源不断的富矿，鼓励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优势行业走出去，对接当地的市场需求等。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减速期，但很多国际机构都认为中国经济向再平衡的正确方向迈进。按照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的预计，2015年，中国仍可能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从对外传播的策略来看，盯住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提升新闻采集力，无疑是解码新常态下新思维的前提。我们很难指望一篇或者几篇高屋建瓴的稿件就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战略说深说透，只有持之以恒，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展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让海外受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常态”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变化乃至这些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否则新常态就会沦为政治口号，很难与海外受众产生关联，其结果就是导致国内国外两个舆论场的脱节。 

　　助阵改革这盘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意味着“改革”这盘棋将成为海内外舆论观察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窗口。然而，相较于早期的改革，此时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复杂程度和严峻程度都不容小觑。 

　　根据去年12月3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当前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推进，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标本兼治，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慎探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力度加大”。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显然正在经历着全方位的变革。如果抛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说，仅将议题锁定在经济领域，要助力好改革这盘棋就已颇为不易。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此时的舆论引导难就难在特别要求记者关注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碰撞，并且把握好国内国际的经济大势。 

　　从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来看，无论是国企改革、财税改革、融资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还是价格机制改革，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而相关政策制定的参考因素绝不应仅仅局限在国内这个层面。融资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值得深入观察的案例。诚如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设想的那样，未来在中国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势头，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求解这个难题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几乎一边倒的声音是要打破银行垄断，将融资难的矛头直指国有银行。这种指责是否合理？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步伐究竟多大才能确保金融的稳健？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综合考虑国内国际的同业实践和经验，否则一方面很可能会吊高民众对改革的预期，使决策者陷于被动，另一方面也无法向海外受众有针对性地解读中国式改革的成果和影响。

　　有数据显示，美国前五大银行占美国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是42%左右，法国和英国分别都是70%，印度前五大银行占比60%多，巴西和南非也是60%多，而我国四大银行占比不到40%。由于银行业的运营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仅会波及同业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稳健，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银行业设立的准入门槛都非常之高。在中国，四大银行又是国家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依托，如何在改革中确保效率和安全达到平衡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更具体来说，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究竟是更倚重传统银行加互联网技术的模式，还是互联网公司做金融业务的模式，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议题。被李克强总理视察过的微众银行，它如何利用大数据“杀出一条血路来”倒逼银行业的改革，究竟是相关领域的先驱还是先烈，也需要媒体人给予更理性的观察。 

　　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之所以久拖未决，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的高度复杂。看一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会发现，全球都在反思收入分配向资本过度倾斜，导致劳动力收入相对减少给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带来的破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既不是孤例，也存在一定的特殊原因，比如因为技术创新不足，国内投资过度依赖重工业，导致产能过剩；上市企业盈利只愿扩大投资而很少向股东派息；以消费为税基的税收制度对低收入者课税重，对资本课税轻等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说，未来改革的重点是要兼顾好效率与公平。这期间，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缺乏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把握，媒体对深化改革的舆论引导就会有失偏颇，使改革决策陷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国力上升背景下的舆论引导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议题。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减档期，但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小觑的水平。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世界在重新审视中国在国际和区域舞台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会更加严格地要求中国履行国际义务，而与此相生相伴的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实力的重估和再定位。在资讯快速传播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一种是民族主义情绪催生的傲慢与自大，另外一种是对欧美舆论的盲目跟随，应该说这两种情绪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从事对外传播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借助自己对两个舆论场的相对了解，及时做好热点敏感问题的舆论引导。 

　　比如说，在外汇储备投资上，如果美国方面公布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国内市场就会骂声四起，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又给美国人送钱去了。有学者研究各类投资产品的收益发现，持有美国国债依然是很划算的投资，而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者眼中的安全岛也是美国国债。可是，就是在某种非理性情绪的牵引下，是否增持美国国债在国内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议题。 

　　同样，中国提出“丝路基金”后，外媒将此解读为“新版马歇尔计划”，国内一些媒体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此加以渲染引用。仔细比较会发现，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战后欧洲提供的财政援助，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丝路基金”是有偿投资，强调互利共赢，并没有任何成立政治军事同盟的意图。如果把丝路基金打上“马歇尔计划”的标签，那就无异于帮助海外舆论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与现实错综交织在一起，要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提升我们的舆论引导力，提升记者的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就变成是迫切的要求，“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更是至关重要。 

　　另外一个颇受关注的案例是人民币国际化议题。现在，有不少声音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将与美元双分天下或者与欧元、美元实现三足鼎立。随着丝路基金、亚投行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银行业在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比重不断增加，海外舆论纷纷惊呼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全球工厂”，而是向金融领域延伸。没错，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贸易投资活跃度和国际影响力，确实应该有一个更强势的货币。英国央行公开宣布把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以及官方发行人民币国债的消息也的确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但是，如果按照一个国际货币的指标去仔细观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比如在全球货币中用于支付和储备的比重以及在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人们就会发现，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就自然不会头脑发热，产生立刻就当老大的幻想。如果再观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我们就会对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利率、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更审慎的认识，在对外交往中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夜郎自大。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相伴相生的。成为国际货币有它的好处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能做到吗？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在国力上升、社会经历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时期，中国人特别需要打开自己的国际视野，对于自己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媒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瞭望塔，此刻更应该肩负起这个职责，更多地关注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场的碰撞，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理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