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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全局Moran’sI=0.4362，表明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确实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相互作用;同时，局部Moran散点图以及空间关系聚类图的分布也进一步解析了省域之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效应的具体表象。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在分析影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时，必要采用纳入空间相关性因素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3、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以2009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简称省域)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将衡量每个影响因素的多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将得到的综合变量作为该因素的替代指标。并将经过主成分提取的人才(X1)、技术(X2)、宽容(X3)、政策(X4)以及基础设施(X5)这5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以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Y)作为因变量，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设定检验，比较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的检验结果，选取合适的模型估计各个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为了对比不考虑空间自相关导致的后果，还报告了未考虑空间自相关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估计结果。

　　3.1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及检验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个区域对临近区域是否有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主要探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通过对两种模型相关测算指标进行分析，择优选取合适模型。

　　3.2创意产业空间相互影响的测度

　　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在OLS、SLM两类模型中，SLM的各种检验值均比OLS模型有所改善，表明控制了空间依赖性后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更为可取。尤其是SLM的拟合优度Ｒ2分别从0.6762提高到0.7572和0.7321，LogL分别从－25.9987提高到－22.3598和－24.9495，并且AIC和SC都减小;两种模型的空间依赖性的似然率值LikelihoodＲatio(LＲ)分别通过了1%和15%的检验，证明纳入了空间效应的SLM提高了模型拟合度，是可取的模型，而OLS估计相应的这些检验值基本上是三种模型中检验效果最差的，为三类模型中最不可取的模型。

　　参数ρ度量了地理上的邻近省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表2和表3中三个模型的对比选择结果，SLM为可取模型，SLM的空间误差参数ρ值为0.458，显著为正，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邻近省域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出每增长1%，将导致本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出增长0.458%。因此，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而误差冲击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3.3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最后，对OLS、SLM两个模型的对比分析，本文将采用SLM分析5个因素对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SLM回归方程如下:Y=0.458×Wy+0.198×X1+0.262×X2+0.218×X3+0.009×X4+0.148×X5－0.021，Ｒ2=0.7572Loglikelihood=－22.3598AIC=58.7196SC=68.7575由上面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人才(X1)、技术(X2)、宽容(X3)、政策(X4)以及基础设施(X5)5个因素产出系数分别约为0.198、0.262、0.218、0.009、0.148，这首先表明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有正向影响。而技术、宽容、人才是影响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3位的关键性原因。

　　技术(X2)的产出系数为0.262，排名第一，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这表明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的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提升、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吸引大量的FDI、并快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中国的转移快捷而频繁。技术的进步，正极大程度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模式、经济运行模式和人们思维模式，对创意产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纵观时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影视传媒、动漫、网络游戏、工业设计等产业，它们无不与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

　　数字化技术正以令人观止的速度渗透到创意产业的各个子行业，使传统的动漫、电影、广播、工业设计、绘图等产业纷纷迈向数字化新阶段。同时，数字化技术又在不断创造新的创意产业，如网络游戏、MP3数字音乐产业等以创意为内容的数字产品层出不穷。第二，技术加大了创意产品的个性化。文化创意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差异化和个性化，而信息技术的推进能为创意产品的差异性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尤其是那些涉及三维造型、图像和影像等多媒体文件的创意产业都需要借助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个性化制作、设计和复制传播，从而能更高效地服务于差异化群体。第三，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创意产品的生产成本。网上制作、出版、传播的影视剧、电子图书产品正成为传统的音像制品、纸质图书报刊的替代。技术不仅革新了出版、音像等创意产品的制作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传播效率，还将制作和销售融为一体，而且直接降低了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经营成本。由此可见，技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依托上述回归方程的系数可以看出，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X3)产出系数为0.218，在现阶段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推动排名第二。创意产业易于集聚在开放度高、容忍度高、进入障碍低、文化多样化、非稳定大、人口集中、公共服务完善的区域。首先，区域中文化越多元，对各类新事物、新信息、新想法的接纳程度越高，创意涌现的速度越快。其次，区域越开放，外来人才进入的门槛越低，越能促进人才流动和竞争;最后，区域越包容，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松散、自由、灵活、无拘无束，从而强化创意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使其超越种族、性别、年龄、性导向和阶级地位，发掘和激发创意力。今天，改革开放的推进，加强我国区域之间、各区域与国外地区的交流，使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形成了更加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思想开放、兼容并蓄、容忍异见、机会平等的宽容环境能吸引、留住并培养大量的创意人才，鼓励他们自由思想、自由试验、自由创业，从而对促进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人才(X1)产出系数为0.198，人才作为创意承载的主体，是除技术、宽容以外，影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排名不是第一，而是第三。这一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有所差别。如美国区域经济学家Florida认为，人才是影响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第一位的因素。造成此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真正规模化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很多区域，创意人才短缺的情况普遍存在，创意阶层(creativeclass)处于培育和积累过程之中。因此创意人才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例如，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可是，即使在创意人才供给相对丰沛的北京，也并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化的创意阶层。北京的创意人才在很多领域呈现短缺状态，数量、质量远远不及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从发达国家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创意阶层的真正崛起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为，人脑才是创意产生的真正源泉，如果没有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门人才，机器、设备、网络等都只能是一堆冰冷的躯壳，只有人脑才能把它们合理地利用起来，并把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科技有机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创造出适合市场需求的内容产品和服务。

　　基础设施(X5)的产出系数将近0.148，在5个影响因素中，该产出系数排在技术、宽容、人才三个影响因素之后，但经济检验不是很显著，这说明，基础设施对创意产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本文的这一结论，并没有印证Landry的观点:“基础设施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创意人才的缺乏影响了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因为，缺乏创意的核心———创意人才，再好的基础设施也只是缺乏灵魂的冰冷的空间外壳。这也进一步表明，在当前的中国，即使各级政府都在全方位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如果缺乏创意人才，没有区域软环境大幅度改善，并不能有效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政策(X4)的产出系数为0.009，对我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力微乎其微。这说明，区域单一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投资兴建创意园区、提供创意产业优惠政策，无法有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有29个省域政府明确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园四处开花，但大部分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依然发展乏力的现象。

　　4、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截面数据分析，验证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并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显著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邻近省域之间文化创意产业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要素贡献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宽容、人才是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国外学者Florida相关研究略有差异的是，这3T因素中，技术，而不是人才对创意产业的推动影响最大，这一结论，与前文所论述的———我国创意人才缺乏、创意阶层尚未真正崛起，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有关。此外，本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对省域创意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非常小，而且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结论，也与Landry的观点:“基础设施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不相符。这进一步说明，仅仅依靠政府优惠的政策、单纯的基础设施硬件投资来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园，只是提供创意产生的物理空间，而缺乏创意产生的灵魂———创意人才的入驻，那么创意产业同样难以持续发展。同时，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技术落后、没有形成特有的宽容、多元、开放的氛围，就不能有效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技术、人才、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